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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薛范文苑 |
《俄罗斯民歌珍品集》编后记(选录) |
薛 范 |
…………
在外国歌曲的译介和研究的园地上默默耕作了几十年,有时心头也难免涌起些许困惑和怅惘,自嘲是“有你不多,无你不少”。是啊,干这种“小儿科”的行当,谁会来关注呢!
然而……
1994年4月,我应邀参加北京电视台的“梦里情怀”——一档介绍中外老歌的节目。北京一群苏联歌曲爱好者闻知消息,奔走相告。他们自筹费用、自租场地,专为我组织了一场欢迎会。在会上,一百多位出席者一首接一首唱着当年的歌曲,单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就先后唱了5次。许多人在演唱前向我热情地致意。一位教授来到我面前,深深鞠了一躬,说:“您的歌曲影响了我们整整一代人!”这样一个民间活动居然惊动了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音乐台以及北京的几家报社。中央电视台后来报道这一活动时,撰了一个饶有趣味的名称:“薛范歌迷会”。
几天后,我应邀在北京电台作热线直播。有位听众来电话,当电话一接通,她激动得泣不成声,导播小姐不得不把她的电话压了20分钟,直等她稍稍平静后才接入直播室。她硬咽着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唱您的歌长大的。”
后来我每到一城市,都会遇到类似的情景。
1996年4月,在大连,也是一群苏联歌曲爱好者自发地举办了一场隆重的欢迎会。我在大连电台签名售书时,一位中年妇女刚问候了一声,突然抓住我的手,放声大哭起来,接着就软瘫了下去。当年这位知青插队落户在北大荒时,我编译的一本歌曲集是她唯一的精神安慰,相伴她度过了最艰难最孤独的一段岁月,于是她记住了“薛范”这个名字。
1997年3月,在杭州,由杭州经济电台主持人华芳小姐牵头,电台和外文书店出面,组织了一台“薛范歌友联谊会”。出席的人数大大超出最初的估计,以至大厅外的过道上都挤满了人。许多中老年朋友相互结伴或搀扶而来,为的是和我见个面,道声好。
同月,在昆明,由郑好、曹兢女士、方持平先生等筹划,邀我出席他们组织的近500人参加演出的两场苏联歌曲广场音乐会,合唱队伍里有年高82岁的老教授,年幼才8岁的小朋友。郑好女士写道:“您的歌,伴着我们的青春和困苦,伴着我们的人生和幸福。”云南经济电台的主持人孙云燕小姐写道:“您的每一首歌就是一朵鲜花,您使我们拥有一座春天的花园。”
瞧,说的都是“您的歌”,而不是说“您译配的歌”。事实上,我只不过是把外国歌曲翻译介绍过来的一名“二传手”而己。人们喜爱世界各国的优秀作品,尤其是苏联歌曲,给整整一代人以积极的、良好的影响。他们“爱屋及乌”,我知道自己多半沾了原作品的光。我悟出“薛范”二字己经不再是一个译者的名字,在人们心目中,它只是一个代码,一个象征,人们赋予它的是整整一代人的那种难以言喻的情愫。无论在联谊会上或是在签名售书时,无论在音乐会后或是在来信中,一句句滚烫的话,一次次激动人心的活动,都让我感受到人们对“薛范”的厚爱。
在一个从未到过的陌生地方,面对一群从未见过面的陌生人,为什么彼此会“一见如故”?有时候觉得真不可思议:那些积淀在我们心中深处的美妙旋律竟会有如此巨大的亲和力与号召力!套用列宁说过的一段话:无论命运把我们抛向哪里,我们可以凭着这些歌曲找到同志和朋友。当我们同声歌唱的时候,一下子心和心贴得很近很近……
我很看重和珍惜这份来自天南地北的情谊并引以为荣。它让我认清了自己这一生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也让我感觉到了压在肩头的沉甸甸的份量。
浙江省外文书店音乐书店经理在我签名售书活动结束后动情地对我说:“薛老师,我只想对您说一句:您这一生,值!”
我心头一热:几十年的辛苦,能赢得这样一句评语,此生无憾了!
谢谢了,我亲爱的朋友们!
1997年6月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