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上玫瑰色的骏马驰骋

安德烈·克鲁申斯基

　　在中国旅行，我亲自证实了，现在几乎每一个中国的城市居民都会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卡秋莎》、《山楂树》。中国出版的卡拉ＯＫ盒带，几乎每一盒除中国歌曲之外，都收有俄罗斯和苏联歌曲，而所有这些盒带中经常出现一个名字──薛范，一位歌曲译配者。

　　在和他相识之前，我已经看到过有关薛范不少文章，也听说过许多，因此见面时令我大为惊讶的第一个印象是，无论目光、举止和思维方式，他完全没有通常从被困在轮椅上的人们身上常可见到的那种羸弱的神情。在薛范身上，我见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具有敏锐的、不拘一格的思维方式的交谈朋友，一位十分亲切随和、但同时又具有极强自尊心的人。

　　是命运的拨弄，他早年因患小儿麻痹症招致终生双腿瘫痪，同时也显露出早慧的迹象：5岁学弹钢琴，在画家父亲的指导下掌握绘画的基本技法，6岁上学，成绩优秀。而他最主要的秉赋则是他不同一般的意志。凭着这种意志，他在生活道路上比他7个健全的兄弟姐妹所取得的成就更多。从少年时代接触俄罗斯文化，至今生活在由它激发的高尚美好的情感世界里，以及动人心魂的音响和语言的和谐天地里。随着我们进一步的交流，我眼前仿佛浮现叶遂宁笔下“春日嘹亮的清晨”、“跃上玫瑰色的骏马驰骋”那个奇妙的形象。薛范已经六十开外，但他的生活轨迹始终如一。仿佛一生是一跃而成，尽管这一跃之中曾遭受命运无数次毁灭性打击。

　　1952年，薛范在中学毕业，考取了当时的上海俄语专科学校。当他去报到时却因残疾而被拒绝入学。他没有消沉，按着规定的日程表生活：每天早上起床，打开唱机，用最大的音量放送柴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然后工作。他自学俄语，自学大学课程，经常泡图书馆。激励着他的一件事是和奥斯特罗夫斯基遗孀拉伊莎的见面，那年她来到上海，会见了一些重残青年。苏联歌曲、书刊、电影仿佛给他的“玫瑰色的骏马”长上了翅膀。他译配歌曲一首接一首，指导业余合唱团，开始出版第一批歌曲集。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又是命运的一次新的打击：他的家里没有了钢琴，失去了书刊、歌谱、乐谱（不少乐谱有作者赠书的题签）、收藏的唱片。然而经过半死不活的十年之后，薛范重又跨上了“玫瑰色的骏马”。

　　北京之行──对于一个残疾者来说，是个不简单的考验，但理由是值得的：一本系统地、完整地介绍苏联歌曲的集子问世，伴随着的是音乐会和一束束鲜花。出版社专为那场音乐会赶印出来的第一批1000册书当场销售一空。

不可能回避这位不寻常人物的艺术和政治见解。对他性格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是中国作家鲁迅、古代英雄岳飞和英国作家伏尼契笔下的“牛虻”。谈到俄罗斯古典音乐作品，他赞赏柴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和《第六交响曲》、格林卡的歌剧《伊凡·苏萨宁》；俄罗斯文学作品，他更为推崇莱蒙托夫、普希金、巴乌斯托夫斯基和叶遂宁（早在1958年就翻译过他的几首短诗）。画家，他看重列宾。他喜爱的苏联作曲家是杜纳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和巴赫慕托娃。作为一位专业翻译家，他已经出版了30种歌曲集，其中半数是俄罗斯和苏联歌曲集。“翻译其它国家的当代歌曲是再简单不过了，”他说，“那些歌曲通常翻来覆去就是‘爱我’‘吻我’这类词语。而苏联歌曲有极为深刻的内涵，译配较难，但也更有意义得多”。谈话结束时，薛范说：“我对苏联解体深以为憾，您说，它还有希望重生吗？”　　

我无法回答薛范“是”或“否”，只是握着他的手以感激他提的这个问题。在结束本文时，我想对中国的俄学家们引用一下屠格涅夫的话：“……要没有你们的话，看到家里所发生的一切，怎不令人灰心丧气呢。”

　　　　　　　　　　                             译自《真理报》1996年8月2-9日“俄罗斯之友”版

尊敬的薛范同志:

    请原谅我好久没有联系。在我的文章没有发表之前，我不好意思给您去信，而这篇文章之所以被耽搁得那么久，主要是因为文章篇幅太大，其次也因为报纸被有关总统选举的资料占了篇幅。

　　选举期间，我得以有机会回到阔别三年的莫斯科。印象很糟。《真理报》的声音，唉，在其它传媒──特别是昼夜不停地愚弄人民的电视面前，显得很微弱。我认为前景仍然不妙。我的心情无关紧要，但我对于未来仍持乐观和信任的态度。

　　您近况怎样？身体好妈？您妈妈怎样？您现在在做什么？很想知道您的消息。我的夫人玛丽娜（虽未见过面，但知道您）也向您致意。

　　致以最好的祝愿！

　　　　　　　　　　　　　　　　您真挚的

　　　　　　　　　　　　　　　　　　　　安·克鲁申斯基

　　　　　　　　　　　　　　　　　　　　　　　　1996年9月14日

    按：安德烈·克鲁申斯基曾任《真理报》驻华记者，苏联解体之后，留在中国，曾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俄语部专家。他曾多次获得中国政府颁授的友谊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