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栏目：乐友文札

薛范，永不干涸的心

杨   华

 1997年4月23日，我作为主持人随俄罗斯红旗歌舞团巡回演出到上海，在那里第一次见到薛范。对他的名字我是久仰久仰了，他对我也有所耳闻。北京的俄罗斯歌迷们早告诉他96年北京音乐台新开播了一个叫《俄罗斯风情》的节目，主持人是杨华。

 那次的巡回是红旗歌舞团阔别中国三十几年后至为轰动的一次。演出接近尾声，狂热的掌声和欢呼声中，薛范坐着轮椅出现在舞台上。那些俄罗斯的功勋演员、人民演员们在得知就是眼前这个瘦小枯干的老头用了四十多年时间把将近一千首俄罗斯歌曲译介给了中国听众后，纷纷将手中的鲜花呈献给他，鲜花丛中薛范的脸澄明清净。

 后来我们又有许多次相逢，有时是在我的听众联谊会上，有时是在他的翻译作品音乐会上，我做主持人，他做特邀嘉宾，我总是盛装华服，光彩照人，他总是那件灰布外套，脚下胸前堆满鲜花，脸上的表情澄明清净。

 要了解一个成年人，其实仔细看他的脸就够了。

 薛范的脸清秀清瘦清净，只有欲望淡薄，内心澄澈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脸。他的锋芒在他高耸的浓眉和他犀利的眼中闪烁，告诉你这个人无论如何不肯屈服。雨果说“心一干涸，眼睛也随着干涸”，那是怎样的清泉润泽着薛范的心灵，保证了他双目的洁净明澈呢？

 他喜欢《牛虻》，背得出牛虻写给琼玛的最后一封遗书；他由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上的演讲而爱上他；由闻一多在昆明的最后一次演说而决定要做一名闻一多的研究者；他潜心阅读南宋史，因为他崇拜岳飞、辛弃疾、文天祥、张孝祥……

 他从两岁开始就高位截瘫，但他的天性是崇拜英雄的，对英雄主义有一种奇特向往。他没能做成一个文艺理论家，《岳飞传》也没有写成，因为突来的浩劫将他的所有收藏席卷而空。但他的心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被一种悲壮情怀充实起来了，这情怀折射在他的眉眼中，让人不再去注意他残缺的身体；折射在他日后的翻译作品里，决定了他选择歌曲的趣味和角度。

 他一直称我“骄傲的公主”，有时亲亲热热地叫我“女朋友”。不经常打电话，但一打就会聊很长时间。在我们中间，确实有无尽的话题。俄罗斯、歌曲、文学、翻译自然是聊不够的，大到我们根本无能为力的目前中国文化现状，小到我们有时同样无法控制的个人婆婆妈妈琐琐碎碎的事我们都会饶有兴致地聊。我很奇怪自己从来不能将薛范视为一个有名气的长者去敬畏，也不能因他是一个一生都没能拥有婚姻家庭的残疾人而在他面前颇多小心避讳，他就是我的一个什么都有兴趣倾听，什么都有能力理解的同龄朋友。

 去年11月薛范翻译歌曲五十周年音乐会，许多人建议他找杨华主持，他拒绝，为此甚至否认知道我的任何联系方式。那时我刚做母亲不到三个月，他知道他出面请我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但同时我又会为家中没断奶的孩子牵肠挂肚魂不守舍。陷我于两难的境地是他不愿意的。

 今年5月，他应中央电视台《音乐人生》之邀来北京，节目录制完后打电话给我，我问他被折磨得如何，他说四个多小时他不知道镜头什么时候对着自己而一动都不敢动，连他轮椅的扶手都被灯光烤得烫烫的了。我说我去看他，顺便写篇稿子挣点钱，他在电话那边惟妙惟肖地模仿那些刚做了母亲的女性怎么一边照顾小孩一边漫不经心地与人谈话，表示很不愿意和带小孩的母亲攀谈。那几天总一副风雨欲来的天气，约好时间后，他便问下雨怎么办，我说带把伞就是了嘛，他担心的却是他的轮椅在泥水路上走过后会弄脏了我的车，嘱我莫忘了后备箱铺几张报纸。

 只有在细心这一点上薛范才像一个上海人，我常想，薛范的心其实更多地是和北京相通的。

 北京，薛范忘不了他1987年第一次到北京来的情景。

 为了编选出版“文革”后的第一部俄苏歌曲集《1917-1987苏联歌曲佳作选》，薛范独自一人鼓足勇气到了这个他举目无朋的城市——到北京图书馆查找资料。一个戴着蛤蟆镜的时髦青年看到他在楼梯上拄着双拐艰难行走（那时薛范尚有力气拄拐上楼），二话没说就把他背了上去；北图抹着口红的漂亮女管理员到库房里把一堆灰尘遍布的俄文旧杂志给他抱出来，又把他要复印的部分抱到另一幢楼去；他去卫生间，一个男子竟在厕所外等了他十来分钟，为的只是帮他开一下荡来逛去的弹簧门……这些人不知道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他只是一个坐着轮椅孱弱无助的陌生人，而他们近乎本能地就要帮助他。

 他在上海那么多年，除非他开口，没有人会主动过来帮忙。他去广州，用普通话问路，人家傲慢地用普通话回答“我听不懂。”

 薛范感慨：“我们富裕的代价就是丢失了道德和文化。”但北京传统的根基太深了，门开得再大也扭曲不了她，金钱的力量再强也不能完全左右她。豪放、大气、厚道，这就是北京，因为北京人有更多与俄罗斯歌曲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地方，所以北京最早掀起了俄罗斯歌曲热，而薛范在北京也有更多的知音为他击节叹赏。

 我在北京音乐台主持《俄罗斯风情》七年，多少听众把他们多年收藏的苏联歌曲拿来支持这个节目。第一次听众联谊会，只有俄罗斯歌曲和一杯免费茶水招待。隔壁，电台里的另一个通俗节目也在搞联谊，拉来了各种赞助，连电视机都可以抽奖得到。但我这里人头攒动，终场大家都舍不得散去。隔壁则一直冷冷清清，最后早早草草收场。俄罗斯歌曲太让人激动，让人流连忘返了。

《俄罗斯风情》尽量播原汁原味的歌，文字介绍时经常使用薛范的译文，他的翻译是我信任和喜欢的，我的听众们也是。当然，除了他，也再没有一个别的人肯译这么多。我很难想像没有薛范的译配俄罗斯歌曲如何在中国，尤其在北京被热爱和传唱。薛范也一直为北京有《俄罗斯风情》欣慰不已。他说华东师大两个俄语专业的学生找过他，也想在上海办一个类似的节目，但就是办不到。这种节目在广州等地提都不要提。一个文化土壤不丰厚的地域，是承接不住俄罗斯歌曲的份量的。

 但《俄罗斯风情》一直卖不掉，体现得了人气，体现不出经济效益，就象它的绝大部分钟情者一样，只有唱歌的热情，没有做大款的本事。而经济优势与文化优势的唇齿相依早成定论，所以只要有哪个找到了买主的节目看中了《俄罗斯风情》的播出时间，《俄罗斯风情》就得乖乖地让开，有时让得很狼狈，连通知老听众的机会都没有。去年非典时期许多老听众遍寻不到这个节目，找到我这里来，我打电话到音乐台才知道原来它已经被彻底扫地出门。

 那天晚上我放一盘俄罗斯的民歌给自己听，我不知道在多长时间内我只能放给自己听了。它还是那么美，欢乐和悲伤都表达到极致，毫无保留，它还是那么纯净那么干净，听多少都不会在你的心里惹是生非，而只会令你安静令你感动。我不是一个爱流泪的人，但那天我泪落如雨。俄罗斯音乐，多美好的一块心灵之壤，是我没有把它守护好，我对不起许多人，第一个对不起的人就是薛范。

 又一次在北图招待所见到薛范，每次来北京他都住在这儿，查找资料方便，有几个老歌迷的照顾，费用也相对便宜。一个小标准间，他半坐在床上，手边放着拐杖，轮椅靠着墙，床上厚厚一摞译配歌曲校样。每次看到他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他拼命地工作，仿佛今天做不完明天就无法再做了，同时他拼命地收集各个国家的歌曲资料，仿佛他还有二百年好活。

    我们在一个不受任何打扰的清净地方交谈。我告诉他《俄罗斯风情》被取消的一些具体情况，问他是否和我一样，经常觉得自己走的是一条穷途末路。他摇头，给我讲一段鲁迅先生的话。

 先生说人生最难的两件事，一件就是走到歧路口。到了歧路他也不问路，就坐下来，抽一根烟，然后照自己选定的路走下去。要是路上碰到老虎怎么办呢？就爬到树上去。要是老虎还不肯走呢，那就解下腰带把自己绑在树上，宁可饿死也不给老虎吃。要是路边没有树怎么办呢？那就只好给老虎吃了，但在被吃之前也要咬它一口。

 为什么不说碰到老虎就学习武松打虎的精神，或者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薛范说，因为鲁迅先生明白，在老虎面前人总是弱者，但弱者也有弱者的抗争和尊严啊。

 在接受了无数家媒体无数个记者主持人大体相同的访问之后，薛范明白他是被人装在一个事先设定的框架里的，这框架就是：在确知自己终生都将是一个高位截瘫患者后伤心绝望，最好想到了自杀，然后读到了一个伟人的语录或者一部振聋发聩的书，最好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谁让他翻译了那么多苏联歌曲呢？），终于“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最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鲜花、掌声、勋章、报纸电视电台一次次地露脸出声。

 薛范两岁就因小儿麻痹而高位截瘫，两岁的孩子不懂得绝望，更想不到要自杀，日渐长大，他也日渐习惯接受了自己的状态；他确实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主要是为了自学俄文；他得过勋章和奖章，俄罗斯政府的，中国政府的，但他从来不认为自己功成名就。他向来清醒地知道，《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不是他薛范的，而是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和马都索夫斯基的，他薛范只是一个幕后工作者，一个中介。

 一位记者在采访他的时候说见到他想起了贝多芬的那句“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薛范说自己年轻时也经常吟诵这句话以自勉，但是他现在已没有当年那样的豪情，敢说扼住命运的咽喉，他只是竭力不让命运扼住自己的咽喉。这句话在一个电台播音员那里借助语气的加重、语调的拉长、感情的昂扬，被处理成了一句让薛范自己啼笑皆非的豪言壮语。

 扼住命运的咽喉需要伟大的勇气和力量，但求不被命运扼住咽喉则意味着无奈的挣扎与反抗。薛范从来都明白，他是一个弱者，惟其弱，他才必须抗争，他生性倔强，倾全力但求活得尊严。

 他一向拒绝以残疾人的身份去做什么“身残志坚”的报告，每一次他坐在轮椅上被缓缓推出时他都不是一个需要人怜悯的残疾人，而是一个歌曲译配领域的大专家。上海市领导新年去探望他和一个老教师。他的一个朋友在看了电视新闻后打电话问他：“人家老教师可感动得热泪盈眶，你怎么不哭？”

 他不懂他为什么要哭，他确实是一个小人物，他可是个很有平等观念的小人物呢。1997年俄罗斯前总统为他颁发“友谊勋章”也没能令他激动万分。

 感觉反而有点悲凉，他说，因为这种荣誉最先是外国人给他的，而不是中国人。倒是他的个人生活由于这次授勋发生了重大变化，上海突然认识到了他的价值，他的拖了多年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得以最后解决。

 虽然这一解决又用了整整两年时间。终于在南京市几位科学院院士联名信的督促之下，上海市政府召集上海市文联、财政局、民政局、医保局共同开了一个以解决薛范问题为主题的碰头会，决定每月拨给他一千块钱，医疗费由他个人负担三成。在这之前他每月有三百块钱津贴，发表一首译配歌曲的所得经常连购买原始资料的本都抵不上，基本上依靠父母的退休工资生活，和老母亲多年相依为命。

    解决的方案是早就确定了，却一直不通知他，非要留到春节登门拜年的时刻才具体落实。但薛范86岁的母亲坚持不了那么久了。生命最后两年患着老年痴呆症的母亲牵挂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她死了以后儿子怎么过活。他们在一起谈及生死，已经老病得糊涂了的母亲说，去买个塑料碗吧，不容易跌碎。母亲的想像中，她死后，年近古稀的儿子只能摇着轮椅，带着这个碗乞讨为生了。

 今年70岁的薛范说到这里声音哽咽，双目有泪。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薛范目中含泪，我一直觉得他像关汉卿笔下那粒“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铜豌豆，不卑不亢，机智理性，高傲倔强。他很少谈到母亲，有记者问起就淡然带过，拒绝面对媒体煽情。

 但母亲的死不瞑目到底深刻地折磨着他，大部分时候靠母亲养活到底是他这一生的最大憾事。

 我问他：“你的歌迷中不少都生活得不错，如果他们愿意资助你，你会不会接受？”

 他笑了：“我如果肯接受资助，现在可能已经过得很富裕了。但是无功不受禄，凭什么我要接受呢？”

 是啊，若我是薛范，我也一定不肯，既然我一直在那么辛苦地工作，我劳动所创造的精神价值早已经被普遍认可，为什么起码的经济价值就不能实现呢？一个本有极强生存能力的人落到要别人施舍，活得如何甘心！

    但薛范从不拒绝人们对他翻译作品音乐会的帮助。这次的翻译生涯五十周年作品音乐会先后在北京、上海、天津、昆明、中山、珠海、澳门、武汉等几个城市举行，每一场都是当地的音乐爱好者自发地发起并排练演出的，政府没有出面投一分钱。这在像他这样的艺术家中，实在是绝无仅有的。

    这真好。我想起了今年“五一”我去巴塞罗那看正在修建中的圣家教堂。建了一百多年了，全部靠虔信者的捐款和门票收入，估计还要再建一百多年，依然靠教民捐助和门票收入。

 圣家教堂的尖顶高耸入云，是巴塞罗那地标性的建筑。我以为这是虔信者内心教堂的一个现世投影。

 爱、感激、希望、祈祷，没有宗教信仰的薛范不是在自己翻译的歌中找到了这种宗教情怀吗？不是这种情怀吸引着那些不受利益驱动的热爱者们将簇簇鲜花献于他的面前吗？

    薛范译过一首拉脱维亚流行歌曲《百万朵玫瑰花》，鲜花丛中的薛范总令我想起这首歌当中的几句：“画家他终生孤独，忍受着风雪交加，但是在他一生中，有过百万朵玫瑰花。”

   “所以”，也许和我一样想到了那些倾心相与的鲜花，他的神情又昂扬起来，“我现在在利用一切能说话的机会宣传俄罗斯歌曲，我在拓荒。”

 他对某些音乐专家摆高姿态、闪烁其辞的态度不以为然，说什么改革开放了嘛，选择多元化了嘛，什么老年人喜欢俄罗斯歌曲，年轻人喜欢欧美流行音乐，各有所好嘛。薛范认为，这话虽然不错，似乎很宽容、很公允，姿态也很高，但现在并不是一个真正多元的时期，而是我们要去央求流行音乐，多让出一点时间空间给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也去接触一下话剧、地方戏曲、民歌、芭蕾、歌剧、交响音乐。这不是一个你喜欢吃辣，我喜欢吃甜，无可无不可的问题，而是一个牵涉到美学趣味、价值取向的问题。作为成人和专家，是有必要向青年指出什么是真正美的所在的。“为我们的年轻一代留下一份真正的‘美丽’。”

 一次在重庆电视台录制节目，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说：“我跟你们泼个冷水，我不喜欢苏联，不喜欢克格勃、霸权主义，也不喜欢苏联歌曲。我觉得你们这一代人很可怜，由于当时政治封锁，你们只能听到苏联歌曲，可我们现在已经多元化了，我喜欢欧美歌曲，喜欢《泰坦尼克号》、《生命之杯》、《幽灵》。”

    薛范回答说：“你刚才提到的那些歌曲就是我翻译的。你说你不喜欢克格勃，你认为中央情报局就比克格勃仁慈吗？你说你不喜欢苏联的霸权主义，那前不久美国轰炸了我们的南斯拉夫大使馆，你为什么不说你不喜欢美国？你说我们这一代可怜，我觉得你们这一代可悲。我们这一代除了苏联歌曲，还可以听波兰、捷克、印度、印尼、朝鲜的歌曲，可以听古典艺术歌曲、西洋歌剧和交响乐，而现在改革开放了，只要不反动、不是黄色的东西都可以进来，但是在商业的操纵下，我们只知道港台的和欧美的流行音乐，至于其它国家流行什么我们根本不了解，比如：拉丁美洲、英国、法国在唱些什么我们都一无所知，我们实际上比过去更闭塞了。当然，这不是你们的责任，是传媒的问题，因为你们打开收音机电视机听到看到的只是港台的和欧美的流行音乐，但你们的可悲在于：你们就认为这一些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而拒绝接受其他更好的东西。年轻人应该比老年人具有更开放的心态，要知道，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优秀的、不可替代的东西。”

    薛范热爱俄罗斯歌曲，对俄罗斯歌曲的美薛范比别人更有发言权，因为在翻译了大量俄罗斯歌曲的同时，他也投入了相当的精力在欧美歌曲的翻译上。他那本《苏联歌曲珍品集》的代序一直被广泛引用，但有多少阅读者能够明了这并非一个一般的中老年人由于时代影响而产生的盲目偏爱，而是一个专家在长期比较鉴别之后做出的郑重判断呢？

 “我们怀恋苏联歌曲，因为它赞美创造性的劳动，把普通劳动者作为歌曲的主人公，讴歌他们的业绩、生活和爱情；

 我们怀恋苏联歌曲，因为它体现了对远大理想的追求，对崇高事业的奉献精神，对世界命运的深切关注，对人道主义、对生命价值从独特的视角予以肯定……”

    是怀恋，不是怀旧。薛范说，贝多芬的《欢乐颂》二百多年了，旧不旧？为什么不说贝多芬怀旧音乐会呢？因为它歌颂的是世界大同的理想，是属于未来的。俄罗斯歌曲也是一样，它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信念。

 所以薛范有点怕了，他怕那些铺天盖地的打着怀旧招牌的音乐会，《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山楂树》是这些音乐会必不可少的曲目，以至于许多人（包括我）一听到这些歌的名字就起腻，而演出公司照样要求请来的俄罗斯歌舞团在大量地学唱中国歌曲之余学唱这些他们自己已然忘却的老歌，他们实在低估了中国观众的接受能力和胃口。

 北京有十几家以演唱俄罗斯歌曲为主的合唱团，他们都是薛范的老朋友。薛范不厌其烦地叮嘱他们，不要只是唱那些五六十年代的老歌，要注意推出新歌。每一次薛范的翻译作品音乐会你都可以理解为俄罗斯歌曲的一次新视听。对那些有俄语基础的合唱团他则一再建议他们多唱中文，如果不是有中文演唱，试想在中断了二十五年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还能再次传唱吗？

    我说：“薛老师，您翻译作品六十周年音乐会总该让我主持了吧？”

 他说：“不会有那么一天了。”

 于是我们的话题转到他的归宿。

 我知道这个话题是他可以无所谓地从初一讲到三十的，所以也没什么可避讳。虽然生前身后名早已赢得的薛范白发还一根都没有生，但他毕竟是七十岁的人了。

 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在北京，电话里得知这个消息，没有大悲大恸。

 薛范的第一个念头是“下一个该轮到我。”

 渴望痛痛快快地死，最怕缠绵病榻，不能工作还拖累他人。死后连骨灰都不要留，由殡仪馆处理吧，他已经留下了他想留的东西——那出版的几十本书，他翻译的歌还会有人唱，这就够了。

 他收集的那许多资料呢？捐献图书馆？听说巴金的捐献已经现身地摊被廉价出售，而他只是薛范，那只是苏联歌曲的曲谱……

 他不敢多想。

 我也不敢多想。

 我是学俄罗斯文学的，喜欢音乐，对俄罗斯歌曲较之一般人了解要多要深，但要我去继承薛范，日复一日埋首书斋，去挣那一首歌五六十块钱的稿费，我不肯的，我知道别人也未必肯。

    不是后继乏人，而是后继根本无人，他是拓荒者，但在他之后，这片土地注定还是荒的，这是否最令薛范无法释怀，令他不能欣然归去？

 薛范说他喜欢叶赛宁的诗，那也是我时常诵读的，就送他几句作为结束吧：

“我欢迎一切，忍受一切，

历尽折磨也满心欢悦。

我匆匆来到这片大地啊――

就为了更快地与它离别。”

                             2004年5月17日于北京香山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