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栏目：乐友文札

薛 范 长 歌 行

蒋   力

    薛范是一首歌。

薛范是一首长歌。

我最近逢人便说薛范，知道薛范的听我提到这个名字就会点头，不知道的人听了我的介绍也会立刻有反应：噢，《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就是他翻译的！我说不错，而且不止这一首。1998年末，我写了一篇文章，意图直截了当：想为薛范先生的翻译作品音乐会寻求一点经济资助。这篇题为《赞助薛范》的文章发在《音乐周报》，不能说没有反馈，要买票的电话马上就打了过来；准确说是没有起到拉赞助的作用。追思原因，有人说是我没有选对报纸。这点我同意。但报纸是可以任由我选的吗？老板们是可以被我说动的吗？我认为有意义的事就一定能办成吗？为薛范筹备的音乐会己经开过了，现在，我可以写一篇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文章了。

1998年我受聘担任北京剧院艺术总监，具体讲就是为北京剧院开发演出项目。这个剧场是1990年北京筹办亚运会时兴建的配套设施，地处亚运村，多年来以演电影和会议包场为主，演出所占比例极小。剧院总经理颜景辉上任后，想在演出方面有所开拓，托人找到了我。那时我正赋闲在家，笔耕为主，踌躇了一下就答应了他的请求。上班两个月，局势未见好转。正当我为演出项目犯愁时，爱乐男声合唱团的指挥徐锡宜先生忽然出现在面前，聊起我的工作，他提到了薛范最近将要出版的一本合唱歌曲集，认为可借此契机开一台专场音乐会。我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就给薛范打了电话，眼前也幻化出薛范在北京音乐厅深受观众欢迎的情景。薛范在电话中问了我的地址，很快就寄来了一本《俄罗斯民歌珍品集》，还有一封5页纸的信。他在信中写道：

谢谢你记起了我，给我来了电话。

我们先回顾一下某些事情的经过：1994年4月赴京时，曾与中央乐团合唱团洽谈，筹划搞一台苏联歌曲音乐会。他们当时有所顾虑，我只得和上海爱乐合唱团合作，先在上海演出。8月，我和上海爱乐合唱团同赴北京，首演了“莫斯科之夜”，引起轰动，后被北京音乐厅评为该年度的“最佳演出团体“。中央乐团合唱团看到了上海爱乐合唱团的成功，也看到了演出并没有引起涉外纠纷，于是要求和我合作，由我为他们设计全套曲目，提供全套钢琴伴奏谱。“伏尔加之声”于11月首演，后被北京音乐厅评为该年度的“最佳上座率”。当时中央乐团合唱团正处于转轨的最困难时期，我为他们筹划的这台音乐会，用一家报纸的标题来说是：一台音乐会救活了一个合唱团。“伏尔加之声”今年己演出了第50场。

1995年，我又和中国音协爱乐男声合唱团合作，为他们设计了全套演出曲目，提供了全套钢琴伴奏谱。同时，我给俄罗斯大使和文化参赞写了信，大使欣然接受邀请，并且表示愿意在音乐会上致词。11月，“苏联歌曲珍品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首演，又引起轰动。徐锡宜先生和杨鸿年先生还因此和我一起获得俄政府颁发的“荣誉证书”。

1996年，我又向中央乐团合唱团提供了全套的钢琴伴奏谱。合唱团于11月首演了“世界电影歌曲珍品音乐会”，演出同样爆满。

回顾了上述的情况，现在转到正题，谈谈我一直揣着的一个愿望：

我致力于世界各国的歌曲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到今年正好是第45年。国内如今也只剩下我一个人在继续从事这项工作。不久前，我接受了象征最高荣誉的俄罗斯联邦“友谊勋章”，这无疑是对我的前45年工作的一个总结。以此为由头，我一直希望能为我举办几台个人翻译作品音乐会。如果条件允许，我希望由4套曲目组成：1、合唱音乐会；2、独唱、重唱音乐会；3、通俗歌曲音乐会；4、民间群众性合唱团音乐会。我知道上述设想无疑是“白日梦”，要实现必定困难重重。蒋先生，以您所处的地位，以您的经验，您认为这样的“白日梦”有如愿的可能吗？您是否愿意策划操办这样一套音乐会呢？

就写到这儿吧？希望今后有各种形式的合作机会。望多保持联系……

    这封信我一连读了几遍，脑海中翻来覆去的都是一个名字：薛范、薛范、薛范。夫人看出我的反常，问我何故？我把这封信给她念了一遍，她说：这是你应该做的事。

1993年离开报社之后，我曾在北京音乐厅工作了不到两年，分管演出策划和宣传工作。两年中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一批令我尊敬的艺术家。记得上海爱乐合唱团在北京音乐厅演出“莫斯科之夜”后，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刘忠德兴奋地对该团指挥曹丁说：“我早就想搞这样一台音乐会，没想到让你们做成了。”“伏尔加之声”的演出更是名实相符，尤其是《伏尔加船夫曲》那排山倒海的声浪产生的巨大的艺术魅力，每一个在场聆听的人都会永生难忘。那时我还未注意到薛范。我第一次接触他，是他作为“苏联歌曲珍品音乐会”的策划而再次出现在北京音乐厅之际。这是一台票房大获成功的音乐会，它惊动了北京若干个业余合唱团。音乐会前后，仅薛范签名的《苏联歌曲珍品集》就售出了上千本。坐轮椅来的薛范，被他的崇拜者抬上了音乐殿堂的台阶，被他们包围在中间，大家争相与他合影，请他签名。吴仪、刘忠德都是忠实的听众，企业家刘晓华先生特意表示了对薛范的敬意，当时身为外贸部部长的吴仪立即安排外贸部包场，爱乐男声合唱团自此名声鹊起。

我们传唱己久的许多外国歌曲，唱的都是薛范译配的歌词，比如“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这是我会唱的第一首苏联歌曲，在文化禁锢的年代里我从这个“深夜”走进歌曲的海洋，渐渐感受到音乐的魔力。若干年后读薛范的文章，才知道他与这首歌的不寻常经历。称薛范为苏俄歌曲专家，大概没人有意见，否则，叶利钦总统也不会借访华之机专门向他颁发友谊勋章。但若以为薛范翻译的只是苏俄歌曲，那就未免挂一漏万了。时至今日，65岁的薛范己译介了亚、欧、拉、美、澳洲几十个国家的歌曲，总数约达1800首。45年，1800首歌，分明是歌曲之海，分明是一首薛范之歌！

畅游歌海，精神享受，难道我们不该感谢为此付出大半生心血的薛范先生吗？

我决定借助北京剧院的力量促成此事。

1998年5月，我去上海开会时顺访薛范先生，当面送了他一本我写的《音乐厅备忘录》，其中就有一篇介绍“苏联歌曲珍品音乐会”的文章。薛范住在中山南一路一幢普通的楼里，满屋的音乐书籍包围着他，书稿、笔纸、电脑、电话、传真机把书桌堆得满满当当，一张单人床上三分之二的地方被书占据，屋里的空间己不能再小。拄着双拐的薛范就在这狭小的空间里与世界交流，多少歌曲经过他的译介而化作永恒。我告诉薛范，己经征得北京剧院颜景辉总经理同意，为他举办译配作品系列音乐会，不需要他出一分钱，只要请他划定曲目。

音乐会原在8月举行，但考虑到北京有合唱节，随后哈尔滨也有类似的活动，就推迟了我们的计划。其间出现水灾，北京剧院也举办了赈灾义演音乐会。忙完这些之后，我忽而想到，薛范为什么还未寄来曲目？9月，我去上海看歌剧《阿依达》，与薛范通电话问及此事，他带有歉意地说：很快就会寄给你的。10月1日，重重的一包快件寄到我家，这回是薛范的邮件了。我从未收到过这么重的邮件，特意称了称，竟达4公斤之重！薛范信中有言：“当您收到这沉甸甸的邮包时，您就知道我耽搁了几个月才把全部音乐会资料搞出来的缘故了。”3台音乐会的双倍备选谱、钢琴伴奏谱、录音带，一应俱全，无怪乎这么沉！薛范在信中还告诉我，他11月将来北京10天，通常住在白石桥外的北图招待所。

我按自己的设想安排了3台音乐会的主要演出阵容：合唱，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独唱、重唱，中央歌剧院合唱团；通俗歌曲，“八只眼”男声演唱组为主。分别与李培智、王立民、松鹿联系时，意义无需多讲，我只说明一点：薛范不容易，我们该做这么件事，没有赞助，全靠票款和北京剧院的兜底给演员发劳务费，请各位帮忙。谁都没跟我讲价，事情就这么定了。

11月，薛范来京，电话约好时间去看他。我没想到北图招待所要顺着一条胡同往里走这么远。他平常拄双拐，代步工具是轮椅，没人帮忙，怎么进出这胡同呢？确是招待所，条件一般，薛范住在101房间，他说每次来都住这个房间，少麻烦别人。那天同去的是国交合唱团团长李培智和指挥家吴灵芬教授，吴老师和薛范谈得很开心，她的课不少，还辅导着好几个业余合唱团，很忙，但对音乐会这件事她是很上心的。

今年1月初我到上海办事，与薛范先生再次见面，商定音乐会有关事项。我还给他带去了最新一期的《中国艺术报》，报上刊有薛范的两幅照片和我写的一首打油诗：“四十五载无闲暇，投身从译成佳话。此生此业堪自慰，名随千曲传万家。”临走前，我为薛范拍了几幅照片。拍照片时，他说家里太乱，要不要收拾一下？我说一收拾就不知道是谁家了。

数次接触，我从未问起过他的身体，我怕谈论这个话题。从一篇文章中我读到一些相关的内容。薛范两岁时患小儿麻痹症，从此双腿畸形瘫痪而靠双拐扶助。他自修了俄语、英语和法语，自修了外国音乐史、作曲理论、作品分析和音韵学。他19岁那年译成了第一首苏联歌曲《和平战士之歌》、译配的第一首混声合唱是杜纳耶夫斯基的《春天进行曲》，都是为上海电台翻译的。也许是日久天长的缘故，疾病给薛范带来的不便，在他看来早己习以为常。他不仅坚持自己去邮局发信寄书，去商店买油盐酱醋，而且多次只身往返于京沪两地，仅北京一地与他联系密切的业余合唱团就有五六个，我就亲耳听他说过“我又该去北京看看他们了。”由于身体原因，薛范一直没有工作单位，固定收入只有上海作家协会每月所发的300元津贴，而翻译的稿费究竟有多少是可想而知的。有人劝他找残疾人联合会寻求一些帮助，他坚决拒绝，因为他不愿把自己划入残疾人的行列。他说：“我从不以残疾人的身份去演讲我如何自学成才，但我愿意以一个专家的身份去谈我的专业。一个人应该以为社会做出的贡献而受人尊敬，而不是因为残疾才被人看重。在我投稿的时候，从来没有自报家门提到残疾。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是和所有的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

为向这位译作甚丰的音乐工作者表示敬意，为了薛范的梦想成真，“译海歌潮——薛范译配作品系列音乐会”于1999年1月29、30、31日在北京剧院隆重举行；按薛范先生意愿，分别为合唱专场（30日）、独唱和重唱专场（31日）、轻歌曲专场（29日）。30日下午，薛范还和朋友们举行了业余合唱团专场音乐会。这次系列音乐会由中国文联艺术指导委员会、中国音乐家协会创作音乐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音乐周报》社和北京剧院联合主办。

1月22日早晨，薛范如约抵京，原计划陪他一起来的上海翻译家协会的邵先生因事拖延数日，所以，薛范是又一次单人远行。我去火车站接他时，晚到了10分钟，车上的人己经走光了，空荡荡的站台上，只有两个年轻人陪伴着坐在轮椅上的薛范。谢过这两位素不相识的人之后，我和《中国艺术报》摄影记者柴文良赶紧推着薛范出站。路上闲聊，问他在车上睡得怎么样，他说随身用的安眠药忘带了，所以没睡好。这样一说我就更惭愧了，因为当天上午我己安排了采访。说出我的顾虑后，薛范却说没关系。采访时，《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刘净植很诧异有那么多熟悉的歌曲都是薛范的译作，俄罗斯歌曲之外，还有音乐剧《音乐之声》、动画片《机器猫》、《花仙子》、《变形金刚》主题歌、奥运会和世界杯足球赛的主题歌。她在文章中说，薛范那里就是一个外国歌曲的宝库。

中午，我们去北图院内的东坡餐厅吃饭，一进门薛范就问张经理在不在，看来也是老相识。我注意到这个餐馆的文化气息很浓，四壁悬挂的都是名家书法。薛范告诉我，张经理这个人以前是志愿军战俘，为此挨整多年，人很善良，每次来都很关照他，有时连饭钱都不收。饭后，我见到张经理，他说，我很佩服薛范，我年轻时就会唱他翻译的歌。我提醒薛范一定要请张经理听音乐会，但在音乐会上没有见到他。

几台音乐会各有特色，合唱那台专业水准最高，独唱重唱那台形式多样，轻歌曲那台轻松活泼，业余合唱团朝气蓬勃。秋里和胡德风两位老指挥都是73岁，一同在业余场登台，指挥他们辅导的业余合唱团，这意味着一分钱报酬都没有。薛范说这是他事先都不敢想的事。

3天里我们4次把薛范抬上舞台，看着他接受一束束鲜花和观众的祝贺。北京有线电视台的记者拍下了其中最感人的一个镜头：吴灵芬指挥着合唱团再次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同声歌唱的还有在台上的薛范、俄罗斯的大使罗高寿、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以及台下数不清的观众。

我记得薛范先生在节目单上写下的这样一段文字：

“生活中没有歌肯定是个缺憾。无论过去，无论现在，我们心灵的一角总会被一些歌曲所牵动。一颗珍藏着许许多多好歌的心灵是不会轻易被人世间的阴寒沉重所吞噬的；同样地，一些珍藏在许许多多心灵中的好歌，同我们的生命、理想和追求融为一体的好歌，也是不会轻易被流逝的时光抹掉的。”

薛范用他的人生旅程谱写了一首长歌，这是没有交响乐队的交响。歌声为薛范祝福，这也是大家的心愿。1999年1月的最后3天，北京剧院就是薛范之夜，舞台上每天都在增加新的花篮。也许，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其中一个花篮缎带上的黄字吐露了众人的心声，那上面写的是：向薛范先生致敬！

补记：长歌的旋律还在延续，如果没记下来，那就是我的失误了。那几天的音乐会，有一个每场必到的外国人，她就是俄罗斯驻华使馆的参赞库利科娃女士。最后一天的音乐会结束后，她捧着一个用干花编织的花篮来到台前，她对薛范说：“这是送给你母亲的。”多年来，薛范一直和她母亲住在一起，相依为命；他没想到，就在他返回上海的前一天，他母亲去世了，老人家没有见到这花篮，没有听到那么多人在北京同台共唱儿子翻译的歌。薛范把这个花篮带回上海，供在了母亲的遗像前。5月，我和薛范在北京再次相逢，这次是与对外友协合作，筹办了一台“普希金诞辰200周年纪念音乐会。”6月里的一天，我和薛范通电话，听他说上海连日大雨、暴雨，家中冰箱里的东西都吃完了，只能天天煮粥，就腐乳。7月，珠海、中山两地将分别举办他的翻译作品音乐会，他要去一趟南方。我告诉他：8月中旬，我和“八只眼”演唱组到上海和他会师，开音乐会。还有一句心里话我没敢说：这次去上海的另一层意思，是给65岁的薛范先生祝寿。

这就是长歌中的一个美丽的音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