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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67年，正当“文革”乱世，重庆城闹革命的群众组织，分裂成“815”、“反到底”两大派。反到底派有个著名的“完蛋广播站”，它的高音喇叭喊“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对立的815派就讥之为“完蛋就完蛋，造谣广播站”。
这广播站里有个著名喉舌，叫谢拜拜（重庆方言，指腿脚残疾），他在广播里战斗，并不高呼口号，而是慢条斯理，像说单口相声，比如用爸爸教训不孝子孙的口气，告诫对立派“悬岩勒猪（马），回头是圈（岸）；或者说对方苍蝇碰壁嗡嗡叫，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在旁边闹……总之，三寸不烂之舌，一套一套的，很有效果，相当于大牌脱口秀。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每逢谢拜拜播音，高音喇叭下的大街上就有听众云集，不少人还带着小板凳，有点像是来学习，更像是来消遣。
当时我13岁多点，初醒人事看世界，就晓得了名噪一时的谢拜拜。但不久，“完蛋广播站”就真的完蛋了，两大派开始用枪炮武器“讲话”，谢拜拜销声匿迹。
谁知过些日子，我到一个同学家串门，第一次见到他大哥。大哥走路有点一拐一拐的，另一同学咬着我耳朵悄悄说，他就是有名的谢拜拜。
谢拜拜为什么脱离战斗集体，躲回家里，是个谜，但这对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他那里接触到了一些被宣布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东西：旧版诗集、外国绘画印刷品、他画的不少素描速写等等。他还聊到，有个朋友专画风景不画人物，房里却要准备一张模特儿的座椅，
睡的是铁架子床，操外国作派……他似乎无意中掀开了民间角落一块幕帘，使我瞥见“革命”之下断壁残垣缝隙里，闪烁有野花，心头蓦然有点“醒”。
后来过了许久，才依稀明白，那种“醒”，是少年青春期的必然，正在猛长的身心，很饥渴，强烈要求精神滋养与寄托。
不过当时斯文扫地，要想找到一点供心灵充饥的东西，只能浑浑水里摸浑浑鱼。我跟一小撮同龄人，在社会动荡中找到了可钻的“空子”。“空子”是体育馆厕所的窗户、文化宫围墙的破洞，钻进去就能看到各种文艺演出。那阵大型革命组织都有大型文艺宣传队，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毛泽东思想文艺战士现在开始战斗，演出节目都是席卷全国的铁血主题，急弦繁管犹如睛天里的霹雳。不过我们半大崽儿饥不择食，那称为“文艺”的歌潮舞影虽然粗鲁，再怎么震动耳朵和心脏，也比外边大街上好点儿，外边随时震响的是真枪真炮，一不小心流弹掠过你的耳边钻进墙壁。
1967年至1968年，钻各种窗户或者搭人梯翻墙去看文艺演出，是我少年时代重要的精神生活内容。
二
翻墙钻洞看演出的日子，没持续多久，形势就变了，两大派交枪、解散，学生红卫兵变成知青统统下农村，大舞台小舞台一哄而散。我们半大崽儿一律进初中“复课闹革命”，其实就是天天念报纸，操场上喊口号，吃泔水煮牛皮菜的“忆苦饭”，肚里心里还是空虚，于是东嗅西找散落市井民间的文化“野食”，刨到一口是一口。
市井里有些大杂烩，主要是残破书籍和口头文学。口头文学常常由某个邻居崽儿口水飞溅地讲述，重庆以前有名的民生轮船公司创始人卢作孚的“发家史”，被讲得像滑稽剧外加糊涂账；再不就是“梅花党”或者“十二个高潮”，茶馆评书似的，讲王光美如何是美国特务，要炸南京长江大桥，情节惊险的地方也是漏洞百出的地方，大家都有点提不起精神。惟一能让人提点精神的是周二，他居然会讲外国的《当代英雄》，很特别的一个故事，主角叫皮却林，皮却林如何在贵族沙龙里混，百无聊赖，失落了生活目标，但又好像鹤立鸡群，一不小心就吸引了贵妇人……周二聪明，有一套讲故事章法，吸引得大家坐在路灯底下夜不归家。他的口头文学显得帝修反毒草有点厉害，不知怎么让人浮想联翩。《当代英雄》讲了两遍过后，我们知晓了那其实是周二手里的一本书。不过后来我有机会读到那书时，横看竖看也不太懂，16岁的青少年在1969年，不懂得俄罗斯文学里的“多余人”。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仿佛鬼使神差，周二突然死于车祸。那天晚上他和几个伙伴坐在马路边，己无故事可讲，很有点磨皮擦痒，一辆解放牌卡车刹住在跟前，驾车的是一个邻居的表哥，这样大家就上车兜风。谁知那表哥系酒后驾驶，在一处急转弯撞断三棵行道树撞歪水泥电杆，人人挂彩，周二头部重伤当夜死亡。这一惨祸，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的同龄人之死。我不知道，这算不算那个时代里又一个“多余人”的故事。
那之后，一些同龄人渐渐形成了传阅书籍的小圈子。中学里一次下课时，一个外班同学十万火急把一本破烂不堪的《秋海棠》塞给我，说是他们班要大搜查，重点是黄色歌本和封资修书籍，必须转移。转移过程中我有
了一昼夜阅读的时间，书里写的是一个戏班子悲欢离合，又是横看竖看，没看出其中“黄色”在哪里，只有两个小标题，“爱与欲的分野”、“爱情结晶品”，可能对少年人有点儿剌激。谁知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那书
传递回去后终于暴露，被该班的老师收缴了去，责令他写出深刻检查。连续到办公室检讨了两次，意外发现老师也也在偷偷阅读，仓促之间来不及合上书页，老师就说这书毒呀毒得不是一般，必须认真看过狠狠批判。
事情再后来不了了之，老师学生都不吭声。这样就明白了一点，我们想看的东西，老师其实也想看。
三
转眼到了1970年代初期，露天电影恢复放映，放来放去只有几部片子，看的人却很多。同龄朋友最爱去的是文化宫，最爱看的是《列宁在1918》，原因很简单，我们己经有了一点“口味”，只要可能，就捡好一点儿的东西品尝。《列宁在1918》好就好在里边有一段芭蕾舞《天鹅湖》，世界级别的经典，每次都细看那一段，有人还说这几分钟场景是蛋糕，其余情节都是窝窝头；电影里的革命水兵们好像跟我们差不多，他们朝台上的资产阶级芭蕾狂热鼓掌。有时这段镜头一过，同龄人就嚷嚷着“4分，4分！”转身离开黑压压的人群，意思是文化宫门票4分钱，价值就在这块洋蛋糕，再留下来看完电影的都是“宝器”（傻瓜）。
那几年，吞了大杂烩营养的年轻人，有点蠢蠢蠢欲动，社会边缘角落开始出现一些松散的文艺细胞小圈子。我与同好者时常出入街巷里的某些小屋，手摇唱机，老胶木唱片，油印五线谱，老版本《外国名歌200首》，或者某几人操小提琴、手风琴，咿咿呜呜校几下音，弓弦和键盘就奏响《小夜曲》、《梦幻》、《微笑波尔卡》、《云雀》……满屋子屏息静气，音乐一停又七嘴八舌，大调小调，减七和弦属七和弦。夜深散伙出门，马路空寂，远去的车尾灯像划过黑暗的流莹。
另有某几处小屋，也是我常去的地方。那儿有点像手工作坊，松节油气味飘浮，一两个朋友在折腾一些花花绿绿，五层板自制的油画箱敞开，钉着一幅油色没干透的风景，桌上杂七杂八是旧绘画明信片、素描画册、艺用人体解剖工具书（一律印刷粗糙），窗台上一块布蒙着俗称“海盗”的石膏头像，墙上有长江边纤夫的速写……有段时期，三朋四友总喜欢到江边去写生，这条波浪宽的大河，我家就在岸上住，听得见扳桡艄公的号子，画纸上点染出远去船上的白帆；而近处，一队几乎全裸的的纤夫踏着浅水过来了，不是列宾笔下的伏尔加纤夫，是中国的拉船汉子，个个身体前倾如弓，发亮的肌肉像活动的铜铁，汗气四射，十来条男嗓吼唱号子：船老板——饿不饿？饿——吃的啥子菜？咸——菜——
就在这样的情景里，我手眼身心一齐启动，急促而忘情地画下速写，落笔飞快，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画面效果却未必把握得住。
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人在粗粝的生活里被推来搡去，却在夹缝里使劲伸出手，想要抓住点儿什么。
四
社会边缘的文艺小圈子，并不都文质彬彬，时有另类人物。
比如本街坊的马儿，重庆某厂的青年工人。他那间街边的破屋子里，三天两头高朋满座，众人抽烟，小窗口冒出烟雾，不知内情的人看了以为要失火。一伙人吹拉弹唱，革命的不革命的，合法的违禁的，只要是音乐，就起劲折腾。马儿留着普希金式的大鬓角，操二胡或者板胡，把一曲《红军哥哥回来了》拉得如风如水如泣如诉，陶醉了旁边的兄弟伙，他自己更陶醉。一陶醉，他持琴弓的手臂就更加翩翩然，身躯摇晃，双眼半闭，脸上洋溢不知觉的笑容，连颧骨上醒目的伤疤也成了一道笑纹。那道伤疤，跟文艺没有一点关系，是马儿操刀杀仗打群架的结果。
关于马儿打架，有一回情形如下：他提着二胡琴盒去赴朋友合奏聚会，社会上冤家对头半路拦截，扬言要砍掉他两根手指头，从此没法拉二胡板胡。马儿眼都不眨打开琴盒，从里边抽出一柄军用剌刀迎头冲上去，那气势吓得对方落荒而逃。事实上，马儿操音乐的名气，远不如他操社会的名气大，某一段时期，人们都听说，长江路两路口这一带，叫做“马管区”。
我那阵时常到一个谢姓街坊朋友家串门，这位同龄人的二胡水平很不错，据说每天操练8小时。在谢家，几次遇到马儿也在座，兴致勃勃弄乐器。琴声一起，马儿永远琴弓翩然，双眼半闭满脸笑容，让我忍不住奇怪，杀仗放血的马儿，竟然会如此喜欢音乐。
五
一晃到了1977年，民间市井的众“文艺细胞”忽然见了天日，纷纷奔大学考场，去叩艺术学府的门。一个操音乐的朋友告诉我，他到中央音乐学院设在成都的考场，进了面试考室一抬头，上边端坐一排花白脑袋主考官，《红色娘子军》的作曲吴祖强赫然在中间。门外窗边密密麻麻等候点名应试的姑娘小伙子，听着室内考生在钢琴上叮叮咚咚，忽然出点差池，室外人群就一齐摇头低声叹息。
从民间野路子杀出来的考生，一些获胜，一些败北。复试名单公布，主考官破例走出来，拍败北者的肩头，说一些有才华肯努力但是很可惜之类的话。后来这一情节在社会上流传，就变成了音乐权威说民间有天才。
1980年1月11日，重庆沙坪公园出现了一个“野草同人画展”，是当时第一个破天荒的纯粹民间性质画展。我邀约了当初操练绘画的朋友去看，另一些当初操练音乐或者啃书本的朋友又邀我去看。树荫深处两间小平房里，展出的绘画不分作者名气地位一视同仁，密不容针挂满四壁，从最高的墙顶直到最低的墙脚。人走进去，立刻被四面八方汹涌过来的色彩线条包围，大印象惊心动魄，有视觉爆炸的感觉。一些画的作者我没听说过，另一些画的作者是我的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这一回以艺术的名义大规模集结。这个画展全城轰动，原因之一，是胆敢无视有关部门审批的关卡禁令，公开亮相。
从石头里榨出营养的一代人，自我感觉长大了，都想要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曾经的小圈子，不过是最初上路的一个驿站，渐次遗留在了青涩岁月的深处。
往事如烟。
如今，我愿意追述这一切，是因为我听说了一件有关薛范先生的轶事。薛范先生身世坎坷，但他在数十年间倾其心力，译配了许多外国歌曲，那本著名的《外国名歌200首》里，就有他的译作。而我听说的那件轶事是：大约在九十年代，大连某个文化活动场合，有位妇女请薛范先生签名之后，忽然泣不成声继而嚎啕大哭。原来，那位妇女是北大荒老知青，在冰天雪地的荒原上耗尽了全部青春，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她惟一的精神支柱，就是薛范译配的歌。
我觉得，那就是一代人的心灵史。
——原载海南的《天涯》双月刊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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