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栏目：薛范文苑

《卡秋莎》趣闻轶事

薛    范

2010年7月21日《中华读书报》发表盛海耕先生的文章，谈及歌曲《卡秋莎》的翻译，我这里也把我所知道的有关《卡秋莎》（Катюша）的掌故写出来以飨读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1938年，为了试探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实力，日本侵略者制造了张鼓峰事件（苏联史称“哈桑湖事件”），驻守滨海地区的苏军予以迎头痛击。这一事件在苏联全境引起极大的震动，诗人伊萨柯夫斯基当时作为记者去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采访，当地的部队和居民都提到了在这场军事冲突中的一位勇敢的本地姑娘。姑娘姓阿列克谢耶娃，名字叫叶卡捷琳娜（昵称卡秋莎）。她出生于一个钟表匠之家，曾在列宁格勒学习音乐。伊萨柯夫斯基回来后就动笔创作了一组反映远东边防军人生活的诗歌，并把那位卡秋莎姑娘也写进了作品中。

1938年，莫斯科著名文学家芮吉宁准备创办一本杂志，他把作曲家玛·布朗介尔（М. Блантер）和诗人米·伊萨柯夫斯基（М. Исаковский）邀请到编辑部，希望他们为创刊号写一首歌曲。

    离开编辑部，在归途的汽车上，作曲家对诗人说，他当时在领导一支爵士乐队，他需要一首可供乐队演出的歌曲。伊萨柯夫斯基想起了不久前才写下的8行诗，于是当场写下来交给了布朗介尔。歌词所表现出的诗情、纯真和音韵美一下子打动了作曲家。歌曲很快就谱成了。乐队指挥维·克努舍维茨基（В. Кнушевицкий）也十分喜欢这首歌，连连催促要其余几段歌词。为此，布朗介尔只好去了一趟雅尔塔，在疗养地找到伊萨柯夫斯基，把他那一大张写满诗句的草稿要了来，从中再选出了8行诗，这就是现在的《卡秋莎》。由此可见，《卡秋莎》一开始就没有以诗的形式发表过，而是直接作为歌曲中的词问世的。

     歌曲的首次演出在莫斯科的联盟大厦圆柱大厅内举行，由著名歌唱家瓦莲金娜·巴季谢娃（В. Батищева）演唱，获得巨大成功，不得不重唱了3遍。

《卡秋莎》一下子就在全国流传开来，并非如盛海耕先生所言“一开始，这支歌并没有流行”，人们把它当作民歌来唱。德军入侵苏联缴获最多的唱片就是《卡秋莎》，那是当时的热销唱片。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后，歌曲流传更广，人们往往自行填上各式各样的词。“卡秋莎”也因此有了各种各样的身份——集体农庄庄员、拖拉机手、防空兵、战地医院护士、撤到大后方的纺织厂女工、飞行员的妻子、游击队员，等等。在1943-1945期间，广泛流传的《卡秋莎》还有了这样的唱词：

    让德国佬记住俄罗斯的《卡秋莎》，让他们听听她的歌唱，

    叫敌人们魂飞胆丧，给自己人增添勇气好力量。

（另一版本）

    我们大家都爱心肝儿《卡秋莎》，我们爱听她的歌唱，

    叫敌人们魂飞胆丧，给朋友们增添勇气和力量。

 歌曲后来还流传到国外，有各种译本或填词版本，例如意大利的译本叫《卡塔莉娜》（Catarina）意大利游击队把它的音乐动机发展成一首叫做《风在呼啸》（Fischia il vento）的战歌；在保加利亚，游击队有时用它作为口令；在以色列有法语版本《小哥萨克》（Casatschok），后来还有了德语和意大利语版本；西班牙志愿兵250师（在欧洲以“蓝色师团”驰名）把《卡秋莎》的曲调用作他们的军乐曲《春天进行曲》（Primavera）；在法国和美国，也填上其他内容来唱。

1941年7月14日，苏联军队把一种威力巨大的新型武器——БМ -13火箭炮第一次投入战场。这种炮，无炮管而只有发射架，能一次齐射16枚炮弹。当时由于保密，这种新型武器并无正式名称，但发射架上标有生产厂家的缩语字母К, 苏军士兵由此联想到当时的热门歌曲《卡秋莎》（第一个字母也是К）, 就把这种火箭炮昵称为“卡秋莎”。伊萨柯夫斯基后来还专为卡秋莎火箭炮写过一首歌词：

    无论在陆地和海洋，通往前线的道路上，

前进着俄罗斯的“卡秋莎”，昂首阔步上前方。

    这首词后来由作曲家弗·查哈罗夫（В. Захаров）谱上曲，并由他领导的国立彼亚特尼茨基民歌合唱团演唱，在卫国战争期间也收到广泛的欢迎。

 伊萨柯夫斯基在《列宁格勒晚报》上谈到过一段有趣的插曲：在卫国战争期间，1943年的一个傍晚，战场上一片死寂，苏军415步兵师的战士忽然听到前面不远的战壕里，德国人在放送《卡秋莎》，而且放了一遍又一遍。战士们愤怒了：“怎么能让肮脏的法西斯侮辱我们的《卡秋莎》？”于是一部分战士跃出战壕，出其不意地扑向敌人，经过一场短暂的无声的搏战，终于夺回了那架唱机和唱片。事有凑巧，第二天，卡秋莎火箭炮悄悄移师打这边发起攻击，把对方阵地打成一片火海。苏军战士从掩体利跳了出来，兴奋地欢呼：“瞧啊，卡秋莎要复仇了！”

    布朗介尔曾谈到：“无论我到哪个国家，人们必定把我作为《卡秋莎》的作者来介绍。我的朋友不管从多远的地方来，必定向我讲起有关《卡秋莎》的故事。我毫不掩饰，这使我很快乐 ，但又使我很难过。那么多人谈论《卡秋莎》，仿佛我其他歌曲根本不存在。不过真正使我心满意足的终究还是围绕《卡秋莎》所发生的事。有件事不是发生在巴黎，也不是发生在佛罗伦萨，也不是在东京，而是在莫斯科。我们乘车到郊外去。突然，沿公路迎面走来迎亲的队伍，现代农民的结婚典礼！他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兴高采烈，又唱又跳。他们唱的正是《卡秋莎》，那样清晰，那样委婉动听，我完全被吸引住了。幸福极了！请想想。在乡村里人们办喜事竟唱着我的歌！这是对我的劳动成果的最大的奖赏、最高的奖赏。”

伊萨柯夫斯基因《卡秋莎》等诗歌于1943年获斯大林奖金一等奖——这是当时最高的国家奖了。

    上个世纪90年代，在斯摩棱斯克省东部、乌格拉河西南35公里的格洛托夫卡乡幼苗村——诗人伊萨柯夫斯基的诞生地，出现了一座《卡秋莎》纪念馆，那是当地人民出钱出力建造起来的。能工巧匠们就地取材，在一块平地上用一根根整段圆木搭起一座类似俄国传统式样木屋的象征性建筑。木屋里陈列着各种回忆文章、《卡秋莎》的各种语言的歌词、唱片以及有关这首歌的剪报，还有响着《卡秋莎》旋律的电铃。屋子左边放置了一块球形巨石，石上嵌有一块金属牌子，上面刻着《卡秋莎》的头两行诗句。平地的一边还竖起一段形状奇特的松树杆，样子酷似竖琴，象征着音乐和歌曲。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为一首歌曲而建造的纪念馆。

1999年，伊萨柯夫斯基百年诞辰前夕，他的家乡斯摩棱斯克为诗人建立纪念碑而募捐筹款，我国翻译家高莽先生和我，还有蓝曼、邵燕祥、张廷华、孟广钧、聂介等八位中国作家和诗人也尽了自己微薄之力。高莽先生曾受邀专程去造访过这座纪念碑，可惜抵达时已近黄昏，夕阳在纪念碑的后面。高莽先生拿起照相机对着纪念碑拍下了一张背光照片，照片上的纪念碑只是漆黑一片。不过我还是把这张照片珍藏着，聊胜于无。但愿日后有哪位朋友去俄罗斯访问或旅游，能带回一帧“歌曲纪念碑”的清晰的照片，所有的俄苏歌曲爱好者都会感谢他。

2013年，在叶卡捷琳娜（卡秋莎）·阿列克谢耶娃（Е.Алексеева）的家乡——俄罗斯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奥甫钦尼柯夫街心花园，准备筑一尊“卡秋莎”的雕像。七千多人参加了参赛作品展的投票，最后胜出的是圣彼得堡的雕塑大师康斯坦丁·诺维柯夫（К. Новиков）。预计在8月11日，即哈桑湖事件75周年纪念日那天揭幕。这尊雕像，如同歌曲里唱的那样：一位姑娘站立在岩石上眺望远方……。这尊雕像既是献给歌曲《卡秋莎》的，也是献给歌曲主人公的原型阿列克谢耶娃。

 歌曲《卡秋莎》的中文版最早的译配者，据我所知，应该是赵沨先生，时间大约在1948年。我手头有一本大连新华书店出版印行的《苏联歌集》，翔平、凌燕合编，1949年2月初版，印数5千册，同年9月三版，累计印数1万3千册。这本歌集共收入俄苏歌曲117首，其中就有赵沨译配的这首歌。

据赵沨先生本人自述，他对俄语不太精通，是由他身边熟悉俄语的同志把歌词内容翻译出来，然后他根据曲调的节律要求编写成歌词——这种操作法有点像译述《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林纡，因此与原文的词句结构总有较大的出入。

赵沨先生当时只编写了两段歌词，相当于原词的第一和第四段：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这柔曼的轻纱，

    喀秋莎走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驻守边疆卫国的战士，怀念那个天真的姑娘，

    勇敢保卫祖国的土地，喀秋莎爱情佑护着她。

1956年，上海《广播歌选》准备重新发表这首歌曲。编辑吕寒柏（不是塞柏，更不是沙可夫，此歌绝对与沙可夫先生无关）保留了赵沨的第一段词，对他另一段词作了些修改，又补译了第二、第三段，并把“喀秋莎”改为“卡秋莎”，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传唱的版本了。吕寒柏1957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宁夏，后来就在那里去世。

1957年，我编选出版《苏联歌曲汇编》第一集，《卡秋莎》自然是不可缺的。但吕寒柏当时已定性为右派，按当时的政治气候，右派分子的作品是断然不可用的，于是请冯金中重新译配《卡秋莎》。冯金中是位自学成才的残疾青年，当时才21岁。“文革”期间因心脏病突发而夭折。他的译配词第一段是：

    春光明媚苹果花儿开放，在那河上薄雾荡漾，

    看，卡秋莎披着金色霞光，满脸春风来到河岸上。

从配歌的技术层面来说，金中的译配远远胜于赵沨、寒柏。不过，我觉得金中的译文过于华丽，有失于伊萨柯夫斯基诗歌的清新质朴的风格，所以我后来编选俄苏歌曲集时放弃了金中，仍采用赵沨、寒柏的译本。

至于说我译配过《卡秋莎》，则完全是误传。可能是因为我一生从事俄苏歌曲的翻译、研究和介绍，许多人想当然地把所有的俄苏歌曲都算在我的头上。误传最多的就有《卡秋莎》、《红莓花儿开》、《三套车》等。有位报社的年轻记者来采访，我特意告诉她，以上那些歌曲都不是我译配的。然而她的采访稿送审时，主编却把标题改成了“翻译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卡秋莎》的薛范……”，记者怯生生地对主编说：“我好像听薛老师说，《卡秋莎》不是他翻译的”，主编驳了她：“网上明明说《卡秋莎》就是薛范译配的，还能有错？”采访稿就这样以讹传讹地发表了。

《三套车》的遭遇也如此。《三套车》过去只有一个译本，是由高山、宏扬译配。常有读者当面问我是怎么会把“姑娘”翻译成“老马”的。还有一位外语专家甚至撰文说：“由于薛范名气大，以至于《三套车》谬种流传。”

这也可算是一大笑话，录于此博诸位读者一哂。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0年11月3日第19版“国际文化”专栏

    2013年5月31日增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