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栏目:薛范活动情况报道

 
 

 

歌声响起的时候

 

——写在薛范译配作品系列音乐会开幕之前

 

娅      妹

 

    薛范先生对我说,到业余合唱团看看吧,你会有感受的。

时近岁末,距离“译海歌潮——薛范译配作品系列音乐会”还有一些日子。好吧,去看看薛先生关爱的人们都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星光”、“哈军工”、“卡林卡”、“春之声”、“音海”,一路走了过去。在滴水成冰的北京城,直走得热血沸腾。

“星光”照耀着心路

1998年12月11日。

寻着“雪绒花,雪绒花,清晨迎着我开放”舒缓浑厚的歌声,左绕右拐,在静谧的灰墙深处,找到了米粮库胡同小学。周六的下午,校园空空荡荡。冬日的阳光落在音乐教室里,钢琴旁,围坐着三四十位中年人,他们在排练美国电影《音乐之声》的选曲。

前不久,薛范坐着轮椅到了这里。他们是在一次演唱会上相识的。一曲气势磅礴的《神圣的战争》震撼了薛范,也让他记住了“星光”这个团名。在王志玲团长珍藏的照片上,我看到,薛范和大家在一起,笑得格外开心。

对业余合唱团,薛范似有一份特殊的情感,常念他们没有经费来源,没有固定的排练场地,没有完整的时间。可他们把这项不是职业的事业看得无比神圣,无怨无悔。其间蕴藏着一种什么东西呢?

一生淡泊名利、远离浮华的薛范,并不看重音乐会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声誉。沉寂了大半辈子,已是65岁的人了。他日日夜夜操心的,是穷尽毕生心力翻译的1800多首各国歌曲精品,能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唱下去。他知道,专业合唱团唱歌是职业,演出是工作,音乐会后,歌声也随之飘去。业余合唱团是自发的,是喜爱,是热情。那些好听的歌得以流传,靠的是这些普普通通的音乐爱好者。薛范和大家交了心:拜托了,不管什么时候都请大家接着唱。团长心头一热,干吗这么悲观呀?不开音乐会,还不是照样唱您的歌!

团里许多人没有见过薛范,却是唱着他的歌长大的。欢乐的时候,忧伤的时候,都离不开歌,这些歌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他们从来都是说“薛范的歌”,而不是“薛范译配的歌”,从感情上把“薛范”二字和他们心爱的歌揉在了一起。

这一天,当轮椅上的薛范真的来到大家面前,他们震惊了……再唱“薛范的歌”时,他们想像着薛范的工作状态,感受着他灵魂的热力,多么想让自己的歌声表达出薛范所追寻的意境。

团员们告诉我,薛先生是在用他们歌启发我们怎么做人,怎么生活,怎么为这个社会发出一点光和热。他的歌,年老的、年轻的都爱唱,为什么?因为普通人的生活里永远有高贵的灵魂和优美的旋律。美的东西是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的。

王志玲作为一团之长,为演出服装,为排练场地,为活动经费,酸甜苦辣尝了个遍,在大家面前不止一次痛哭过。她一见我就说,能不能帮我们拉点赞助?光靠大家这点团费太困难了。不是她不懂得向一个并不熟悉的人开口讲钱有多么冒昧,为了这个团,为了他们钟爱的事业,她哪里还顾得许多?不久前突降大雪,转眼间天灰地白。王团长直担心,大伙儿还来得了吗?不一会儿,大家踏着厚厚的积雪,从四面八方准时赶来。王团长的眼湿润了,“那是怎样一幅动人的画面呀!”为了他们,还有什么委屈受不了呢?

保险公司的赵先生,比一般人更懂得时间的含金量,原来他想到这个团揽点业务。没想到,人一来,业务还没开展,先被歌声镇住了:合唱竟是如此美妙!当年躲在被窝里偷唱《外国民歌200首》的赵先生跟着就唱了起来,后来就一直唱了下去,也忘了当初是干什么来了。一个“业务”没揽上,他还觉得“挺值”。

指挥苏丹娜来到这个团,让团里的歌唱水平上了一个台阶。她带来的不只是一根指挥棒,还带来了一颗金子般的心。以她的专业水平,以她的年轻亮丽,到哪儿都会有丰厚的收入,她却偏偏跑到“星光”尽义务。“这些老师对歌曲的理解很深,缺的是技巧。我得帮助他们”。已是暮色时分,瑟瑟寒风中等候着前来接她的丈夫和发着高烧的女儿。

排练结束,已是星光点点。两个团员匆匆骑上自行车,飞快地消失在夜幕中,要赶去很远的地方上夜班。他们会一路平安,因为有“星光”为他们照路。

 

“哈军工”唱着青春的歌声

 

1998年12月19日。

北京航天大学俱乐部,已不见往日的辉煌。偌大的礼堂,隆冬时节,越发显得空旷、昏暗、寒冷。哈军工校友合唱团排练时,许多人穿着厚厚的羽绒衣,一张张笑脸上,却是春风荡漾。

这些五六十年代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大学生,如今最年轻的也已经五十二三岁了。沧海桑田,比起风华正茂的学生时代,一切都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不变的,惟有刻在记忆深处的青年时代的歌声。歌声里,他们忘却了年龄,找回了青春。有人说他们怀旧,快人快语的唐双延说:“怀旧?这是怀旧吗?只要我还能行走,只要我还能够张望,只要我还能够呼吸,就一直走向前方。(《歌唱动荡的春》)”这分明是推着人往前走嘛!”

因为苏俄歌曲,他们和薛范在歌声中一见如故。薛范对作品的理解激发着大家,他的乐观,他的幽默,他的热情,他的渊博,时时感染着周围对艺术和爱心不失敏感的人。可是,薛范这次偏偏连一首俄苏歌曲也没有给他们。不是薛先生不理解他们和俄苏歌曲的感情,是薛先生想得更多更远。人们提起薛范,常常只把他和俄苏歌曲连在一起。“哦,就是那个《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吧。”其实,在他四十五年的译配生涯中,俄苏歌曲仅仅占去一部分,还有大量的世界各国作品早已译配出来,但许多还停留在纸面上。他希望通过音乐会推出一批各国精品,从此在中国大地上传唱。

遗憾吗?有一点。要知道,哈军工校友们的俄语是最棒的,他们和那个民族有很深的情感。秦吉玛就出生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刘昌建从上小学就无条件接受学校高音喇叭中俄苏歌曲的“强化训练”,《伏尔加船夫曲》唱得“比俄罗斯还俄罗斯”。李刚生长在俄罗斯风情浓郁的大连,对俄罗斯歌曲,尤其是对合唱的理解完全够得上专业水准。我清晰地记得他说起俄罗斯民族时那神采飞扬的样子,那闪闪的目光。“小巴扬一拉,小船帽歪戴,‘啪’的一声就跳了起来。”大伙儿笑他,对对对,现在他跳舞就这模样。

虽说如此,哈军工校友们自有军人的气派。他们二话没说,高高兴兴地接过歌篇,认认真真地唱了起来。像喜欢俄罗斯歌曲一样喜欢上了英国的《甜蜜的家》和那首著名的苏格兰歌曲《友谊地久天长》。

排练紧张有序,说练一天的时间,那歌声一定是从早晨开始,响彻天庭,直到晚上。大冷的天,买了几个包子,就点开水,一顿午饭就齐了。礼堂八面透风,他们却乐在其中,“能有这块不掏钱的地儿就很不错了。”和他们在一起,时时会感到正气逼人。这种感觉,在其他地方极少会有。虽然这里物质条件很差,却给人一种难得的激励感、回归感。难怪总政老战士,著名指挥家胡德风几乎每周都到这里,和他的“心灵净化”的小战友们一起“为精神文明建设出一份力”。

这是一片远离尘嚣、催人向上的净土。

 

“卡林卡”这美丽的名称

 

1998年12月27日。

“卡林卡”,这个用俄罗斯民歌《雪球花》命名的合唱团,风格也像原歌词中描述的一样,“愉快,美好,自在,随意”。团员们大多是上山下乡的“老三届”校友。虽然也都是五十上下的人了,但比起哈军工的校友们,还是小弟小妹,自然多了些活泼热烈,说说唱唱,浪漫主义情调随处飘荡。能出演他们的老朋友、老大哥的作品音乐会,又是与会五个业余团唯一全部唱俄苏歌曲的,他们现在是太高兴了。

“卡林卡”的团员们的的确确是被俄苏歌曲熏陶、浸泡出来的。对这些歌,他们爱得执著,爱得痴迷,爱得浓烈,爱得深沉,一旦沉浸到那独特的旋律中,想走都走不出来。

萧霜从开始学习俄语就唱上了俄苏歌曲,和丈夫走进同一个家庭也缘于共同的爱好。今天,她仍保存着当年用俄文抄得工工整整的歌曲集。“文革”时期,离大学校门仅一步之遥的他们,藏起了唱片、音带、手抄歌本,各奔东西。不知走了多少路,爬了多少山,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泪!再从天南地北回到北京,歌本唱片一起一凑,一切烦恼都抛到脑后,随便到谁家,房门一上,从晚风初起直唱到东方欲晓……

90年代初的一天,他们意外地发现一本《苏联歌曲佳作选》。惊喜之余,他们跑遍京城大小书店,终未如愿。情急之中,想到了该书的编译者。可这个“薛范”是什么人?又在哪里?多方辗转之后,打听到是在上海,钱光剑一封信发了过去。上海方面同样的惊喜:“在流行歌曲的年代,还能有一片绿洲!”

爱歌人和翻译家的共鸣,引发了春天的歌潮。从此,“北京”与“上海”开始了往来频繁的交流,俄苏歌迷也常讨些新的歌篇来唱,薛范先生总是有求必应。薛范曾为俄苏歌曲多年停留在《山楂树》、《红莓花儿开》、《灯光》、《小路》等“老几首”上不安和忧虑。现在,他有幸遇到一批童心未泯、肝肠火热的歌友,怎不叫他高兴!

新歌篇一片片飞向北京,新歌一曲曲唱了起来。渐渐的,他们不再满足于自娱自乐自玩自唱,似有一层使命感,他们要找舞台,要把薛范先生的歌唱给更多的人。

1994年的一个晚上,机会终于来了。这是他们第一次登台,一个个战战兢兢,心里念叨着:来看的人越少越好。主办单位问,你们是哪个团?糟糕,怎么连个团名都没有?赶快想。“红莓花”?太一般。“白桦”?人家俄罗斯已经有了。“卡林卡”?不就是雪球花吗?对,就是“卡林卡”!当时他们并没有深想,随着“卡林卡”的不断壮大,随着业余合唱团越建越多,他们幡然大悟,我们不就是越滚越大的雪球花吗?

最让他们自豪的,是那一长串俄罗斯歌曲的“首唱权”。“谁让我们是‘卡林卡’呢?”

团长钱光剑说:“这是一群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干的人”。虽然团里穷得叮当响,没有一分钱赞助,但这挡不住他们有热情。热情无价。这正是“卡林卡”独具风采的地方。

这些敢想敢干的人,满脑子浪漫幻想,一副副古道热肠。史晓星最记挂薛范先生手头一大摞尚未成书的手稿,这可是一大笔精神财富,出不来就太可惜了。李绥玲为翻译了一辈子俄罗斯歌曲的薛先生,至今没有亲眼见过伏尔加涛涛河水而遗憾、难过。他们想搞一个“俄罗斯之家”,下设“俄罗斯歌曲基金会”,一筹到钱就给薛先生出书,包括那本花费大量心血搞成的“五线谱”歌曲集。他们为“卡林卡”规划了宏伟蓝图:第一步,克服散漫,上水平,歌曲要有腔有调;第二步,搞一台“卡林卡”音乐会;第三步,走向俄罗斯,当然,不会忘了还有薛先生。离那一天还十分遥远,但梦只有敢想才能成真。

 

“春之声”中的古稀老人

 

1998年12月29日。

在静寂的、寒冷的深冬夜晚,“春之声”的歌潮正波涛汹涌。歌声中,我见到了三位古稀老人。他们的精神、心情、神采都像“春之声”的名字一样年轻。

刚走进北京音乐厅地下附厅的长廊,歌声就排山倒海般的涌来,这是来自“春之声”合唱团的强音,颇具专业水平。悄悄溜进去,找个角落坐下。一抬头,正碰到一束逼人的目光,极富穿透力和震慑力。我想,目光闪过,该燃烧的,一定是熊熊大火;该冷却的,必然会冰雪晶莹。这不是普通的目光,流淌着壑智与真诚。这位指挥,一定是秋里先生了。我紧盯着他挥动神奇的魔棒呼风唤雨,倾听如风如潮的歌声,由远及近,忽强忽弱,起伏跌宕,大吕黄钟。这是一首名叫《黑龙江之波》的大合唱。

秋里73岁了,干了整整半个世纪专业指挥。身为中国合唱协会会长,他退休以后比未退休时还忙,但无论怎么忙,他也丢不下心爱的指挥棒。“春之声”合唱团就是他呕心沥血、一歌一曲培养出来的。苦也高兴,累也欣慰,他说这是“瘾”。他的艺术和人格魅力,使他身后跟着不少追随者。他们追着秋里走,就为了在秋里的指挥下唱歌。

秋里先生说:作为一个专业音乐工作者,有机会参加薛范先生译作专题音乐会,非常高兴。这么多年来,薛先生用毕生精力介绍外国歌曲。为把世界各国的优秀歌曲介绍给中国人民,他做了大量的事情。他的勤奋和成就鼓舞了许多人,感动了许多人,包括我们这样的老音乐工作者。

乐呵呵的王广荃是“春之声”的领头羊,当年是北京市政府的一位“首长”。对他来说,如今的这个“团长”,恐怕连最低的行政级别也靠不上,但这并不妨碍他全身心地投入。1947年,他是燕京大学合唱团长,在北京沙滩民主广场千人《黄河大合唱》中,担任“张老三”的领唱,用歌声激荡民族的斗志。后来投身革命几十年,对唱歌痴心不改,从一线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就上了合唱团的一线。

没有经费来源,是业余合唱团最头疼的一件事。过去身居要职、两袖清风的王广荃,如今倒向有钱的朋友开了口,为团里寻求赞助。热爱高雅艺术的企业家念着“王团长”以前的支持、清廉和相互间的情义,慷慨解囊。王团长拿上钱,带团北上,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高水平比赛。钱花了个精光,所幸,拿了个业余团的最高奖项。

听说,这个团有个不刻写歌篇就睡下着觉的人。在排练场留神看看,人人手中的歌篇果真出自一人之手。黄黄的纸,端正娟秀的小楷,右上角是曲目编号,收尾处是制作年月。正看得仔细,忽听秋里指挥问歌篇上一个什么降号,一位满面书卷气的老者起身作答。直觉告诉我,这个老书生就是那个不刻写歌篇睡不着觉的人。

他叫刘青华,“春之声”副团长,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研究人员。当年在沙滩民主广场,和“张老三”对唱的“王老七”就是他。那时他是北京大学合唱团团长。1957年错划右派,坎坷历遍,也是痴心不改。一朝还了阳春,他又放开歌喉,唱得高兴着呢。为了合唱事业,“王老七”拣起了抗战时练就的刻蜡版的手艺,守着那台该进博物馆的油印机,刻了印,印了发,光是蜡纸就积了满满二十五大盒。他刻上了瘾,也刻出了名。

当年唱《黄河大合唱》的老哥俩,第一次接触薛范的歌就被迷住了。“当晚风轻轻吹,它送走了夕阳,也带来了橘树的芳香……”“张老三”说,将来可以专门来一场薛范作品专场音乐会。“王老七”说,还可以搞一台薛范的外国电影歌曲专场……

数九寒天,夜色已深,老哥俩合计的春天的事业,已渐渐露出希望的曙光。

 

“音海”即将卷起波澜

 

1999年1月10日。

时光又翻过一个年头,音乐会进入倒记时,排练也进入最后的阶段。

“音海”的团员们收起手中的歌篇,离开座椅,齐刷刷站到小礼堂的舞台上。出演的三首歌已不知练了多少遍,但严谨认真的顾指挥还不太满意。英国歌曲《夜的音乐》原是一首独唱,现在改编为浑声合唱,表现难度大,感情不易把握,让不同知识层次、不同文化背景、不同音乐素养和声乐水平的声音,达到完美和谐,对业余团来说,是太不容易了。

儒雅的顾夫林指挥,沉稳从容的脸上此时显出几许淡淡的焦虑。令他安慰的是,对他不断的高标准要求,团员们没有丝毫的急躁和厌倦。要知道,团员中有残疾 ,这么笔挺地、长时间站在那里,他们能吃得消吗?

在“音海”,我再次惊叹业余合唱团的巨大魅力。

一位团员,学生时代住校,最盼周六放学回家。那时周六是他的节日。现在人到中年,盼周六的习惯又复活了。但盼的不再是回家,而是去合唱团。如今的周六仍然是他的节日。一次不去,这一周的生活就缺了点什么。

在团里,见一人似曾相识。仔细想,喔,这张脸出现在“卡林卡”,也出现在“春之声”。他身兼数职,四季奔波于京城的不同角落。每到一团,都用同样激情引亢高歌。我问:究竟算哪个团的?笑答:哪个团都算。这样的人还真不少,有的3个团,有的5个团,据说郑先生他的最高纪录:8个团,号称“业余专业户“。那天迎面看到他正去“赶场”,一脸的幸福满足。

魔力何在?李鸣说得有理,合唱的4个声部都各有分工,缺一不可。合唱妙处在“合”。如果一个人能在合唱团唱好歌,在社会上,单位中,家庭里,他一定有很强的合作能力。合唱需要的首先就是强烈的团队精神,集体主义精神。

副团长张京说的一席话,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次音乐会,北京剧院从经费上给以全力支持。他们的精神是高尚的,高于这个以金钱为重的时代。这次音乐会,专业团上了,业余团上了,造了这么大的声势,目的不全在音乐会本身,也在音乐会之外——提醒人们面对内心的光明,引发人们追求健康的精神消费。这次音乐会,有薛范这样著名的翻译家,有这么多受他作品影响、从50年代追随到今天的人们参加,岁月漫漫,大家没有忘记他,仅凭这一点,全社会的眼睛都为之一亮。

 

这些天来,我始终被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所激动。像是朝圣,像是洗礼。那些相识和还未相识的人们,那些听到和还未听到的故事,那些落在纸上和还未落在纸上的名字,都让我想起一句话: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这是一群平凡而又超凡的人。无论职业、年龄、地位相距多远,歌声起处,精神上就走在这个时代的前面。音乐会的歌声就要响起,那将是一场拉开新世纪精神之幕的庄严典礼。

薛范先生,愿您早点启程……

 

 

                                                      写于1999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