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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薛范活动情况报道 |
“我们唱着俄罗斯歌曲宣泄着我们自己爱和忧伤、痛苦和不幸”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译介者薛范: |
歌曲翻译困境重重 |
广州日报记者吴聿立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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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音乐学家和翻译家薛范坐在轮椅上,以惊人的毅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外国歌曲译介和研究的园地里默默耕耘着,现虽已过古稀之年,仍壮心不已。“从您杰出的翻译作品中,曲和(汉语)词交融在一起,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您对于歌词有着卓越的审美感,把握住词的歌唱性,从而您的译词化为了音乐。……正是您,在中国大地上赋予这些歌曲以生命。” 这是原苏联作曲家协会音乐学与音乐评论委员会主席弗拉吉米尔·查克对薛范的中肯评价。
4月23日晚上,这位幕后英雄将应邀出席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的“俄苏名歌经典作品演唱会”,本报记者借机和他就歌曲翻译、传播等问题进行了一次饶有兴趣的电话对话。
俄罗斯歌曲:顺畅明朗,易解易唱
记者:薛先生,本月30日晚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的“俄苏名歌经典作品演唱会”将用不同的形式演绎您翻译的近30首俄苏歌曲,而您也将亲临这场演唱会,对此作何感想?
薛范:其实,目前传唱的俄罗斯老歌,不少都是我的前辈和同辈人翻译的。只不过,我在译介俄苏歌曲方面时间最久,数量最多,于是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凡俄苏歌曲都是薛范译的。各地举办俄苏歌曲音乐会,往往邀请我出席。从各地乐友们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厚爱,我悟出一个道理:“薛范”二字已不仅是一个译者的名字,在人们心目中,它是一个代码,成为一种象征,联系着整整一代人的俄苏歌曲情结。
记者:迄今为止您已译配发表了近2000首世界各国歌曲,其中近800首是俄苏歌曲,曾有好几位朋友对我说,您的工作影响了几代人,是什么让您如此执着?
薛范:人们似乎认为一定有某种理念、某种信仰驱使我“如此执着”。其实,最初只是出于兴趣爱好,后来成了惯性,现在发现自己在全国各地原来有那么多的知音,他们让我认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也让我感觉到压在肩上沉甸甸的分量。目前歌曲翻译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我也只好“执着”到最后。
记者:俄苏歌曲不仅在中国流传广泛,而且有旺盛的生命力,请谈一下其中的原因。
薛范: 俄苏歌曲孕育于古典音乐和本民族音乐的厚实丰富的传统,音乐语言顺畅明朗,易解易唱。其题材内容都是反映人们自己的命运、思想感情和意志,以及人们所关注的一切。它把严肃的政论力量、崇高的英雄激情以及个人的情感体验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具有昂扬的感情色彩和浪漫风格。因此,往往歌曲一问世就很快流传开来。
俄苏歌曲对于中国人的影响恐怕远远不止在音乐生活方面。从上世纪30年代中国的国内革命时期起,俄苏歌曲就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己经融入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又以自己的情感体验融入俄苏歌曲,我们唱着俄罗斯的歌曲宣泄和倾诉着我们自己的一切:爱和忧伤、痛苦和不幸、对幸福的憧憬和与命运的抗争。我们把这当成了我们自己的声音。
记者:有人说俄苏歌曲的普及和推广有特定的历史原因,您认为呢?
薛范:确实如此,但不光是有历史原因。“俄苏歌曲热”在中国,还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上个世纪30-40年代,俄苏歌曲的流传出于革命的需要。50年代新中国建国之初,整个社会朝气蓬勃、热情高涨,俄苏歌曲所体现的正和我们当时的情绪和精神相吻合。今天,物欲横流,信仰失落,人们从俄苏歌曲中又获得了新的感悟。
中俄比较:特色各异,加强重视
记者:您是研究不同国家、民族文艺的专家,请比较一下俄罗斯民歌和中国民歌的特色。
薛范:这个题目太大了,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明白的。俄罗斯民歌和中国民歌(主要是汉族民歌)无论音乐风格、语言表达方式等都大不相同。题材内容也各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性。举个例子,俄罗斯民歌有三多:船工纤夫歌曲多,草原驿车夫歌曲多,囚徒流放者歌曲多。而中国民歌中似乎没见过这类内容。俄罗斯民歌最让我们过耳不忘的是它常含忧伤的音调,而我们中国民歌只有悲凉而少有忧伤。这可能出于民族性格的不同。
中国人民和俄罗斯人民也有共同之处,例如在历史上都深受压迫和剥削,因此,俄罗斯民歌中所体现出来的忧患意识和百折不挠的抗争精神最能被中国人理解和接受,并在心中引起共鸣。
记者:您认为俄罗斯民歌的哪些优点值得我们民歌的词曲作者及演唱者借鉴吸收?
薛范:在前苏联,不仅民间,而且官方也十分重视并且积极支持和鼓励民歌的收集、改编和传播。广播、电视、出版物、唱片,组织全苏的民歌观摩演出,举办民歌的合唱和独唱比赛。驰誉世界的著名歌唱家都把民歌列入自己的演出曲目。一些州和区都有专门演唱民歌的合唱团,拥有一批一流水平演唱技巧的民间歌手。苏联两所驰誉世界的最高学府——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和格涅辛音乐师范学院都设有“民间音乐室”。对于采风、改编、演唱、传播有杰出贡献的个人和团体,国家还隆重地授予荣誉称号和奖励。
中国在上个世纪50 年代也相当重视民歌的推广和传播,60年代以后就少有人过问了。现在又开始重视起来,这是好现象,但我觉得还远远不够。
翻译剖析:面临困境,前途黯淡
记者:您认为翻译家应该把什么样的外国作品推介给国人?做好一首外国歌曲的翻译工作必备的条件是什么?
薛范:我对外国歌曲的选择并无一定之规。凡中国人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好歌,都可以译介过来。从事外国歌曲的翻译,除了通晓外语,还必须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学(尤其是诗词歌赋)根基和一定的音乐修养。从翻译层面来说,后两者尤为重要。
记者:我们现在听到的外国名歌还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过去翻译的作品,新译且流传广泛的作品极少。现在各地出版社也竞相推出 了外国歌曲集,但这些歌曲集,内容大同小异,为什么?
薛范:说句得罪的话:因为那些选本的编者不熟悉外国歌曲,也不会自己翻译歌曲。他们所做的只是搜罗一些已经发表的翻译歌曲,把它们拼凑成书而已。国外的优秀歌曲作品肯定不会少,但我们除了对美国和俄国的作品还有所了解之外,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作品就一无所知了,因为资料来源几乎是零。没有资料,当然就谈不上翻译介绍了。
记者:中国现已跨入了21世纪,对外的交往更加频繁,那么歌曲翻译是否能在新的世纪里再塑辉煌?
薛范:虽然对外的交往更加频繁了,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却更闭塞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亚洲近邻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有些什么歌,也不知道东欧、南欧国家在唱什么,至于南美洲和非洲的歌曲,我们更是一片茫然。面对这样的情况,按理说,译介外国歌曲应该是大有作为的,但文化部门似乎并不关注这方面的需求,再者,歌曲翻译也后继无人。我对“再塑辉煌”并不乐观。
记者:您对年轻的翻译人才有何期待?
薛范:对年轻的翻译人才,我倒有一言相劝:如果你跃跃欲试,不妨偶一为之,但千万别把它当作专职。要做好这门功课,必须对汉语的诗词歌赋下苦工夫,必须对音乐下大工夫。花了工夫,辛辛苦苦译了出来,未必有地方发表和出版。即使发表,稿酬也少得可怜,除非你耐得住冷板凳。
推广传播:媒体关注,群众参与
记者:您觉得应如何推广外国经典名歌?
薛范:举办音乐会是推广作品的方式之一,但受众有限。最好是由媒体(广播和电视)、由群众性的歌咏活动来推广。
记者:俄苏歌曲专场音乐会近年来才开始流行,其他国家的歌曲就更没有了,为什么?
薛范:其中原因,我前面已多次谈到了,这里我再补充几句:促成俄苏歌曲广泛传播的还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就是欧美以及我国港台流行歌曲的流行,对比于俄苏歌曲的健康向上、促人奋进,这些流行歌曲很多都是矫揉造作、无病呻吟、顾影自怜、自作多情。
年轻人是在甜得发腻的流行歌曲糖罐里泡大的,他们虽然仍喜爱流行歌曲,但在俄苏歌曲里发现了一片从未领略过的新天地。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迷上了俄苏歌曲。
记者:今天,多数人钟情的是欧美和我国港台地区的流行歌曲,您认为原因何在?
薛范:年轻人的耳朵并没有偏见。外国民歌和中国民歌之所以没有被年轻人接受、喜欢,是因为他们听到的看到的都是我国港台地区的和欧美的流行音乐,长期偏食,得了营养不良症。我想告诉年轻朋友的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优秀的、不可替代的东西。年轻人应该比老年人具有更开放的心态,不要拒绝接受其他更好的东西。去接触一下话剧、地方戏曲、民歌、芭蕾、歌剧、交响音乐……
记者:这次演出,主办方邀请了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和著名组合“八只眼”、“黑鸭子”,您认为他们是否适合演唱俄苏歌曲?
薛范:“八只眼”和“黑鸭子”是以轻歌曲的方式来演绎俄苏歌曲的,与唱流行歌曲还有些不一样。吴碧霞是位非常出色的歌唱家,她的可塑性和表现力极强,唱各类歌曲都游刃有余。
我们不能以上个世纪50年代的美学眼光作衡量的尺度。要知道,俄罗斯人现在唱当年的歌曲也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了。时代在发展,审美情趣也在变化。
原载2005年4月11日《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