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栏目：薛范文苑

歌曲不断  友谊长存

薛       范

1950年10月，中苏建立邦交时，我正在读高中二年级，刚刚开始接触苏联的小说、苏联的电影和苏联的歌曲。那些作品里所反映的沸腾的生活和燃烧的激情，在当时年轻的我的心中产生强烈的共鸣。不过没有想到，后来自己一生的事业与俄罗斯和苏联结下了不解之缘。

年轻时喜爱音乐。学了俄语以后，1953年翻译了第一首苏联歌曲——穆拉杰里的《和平战士之歌》，在《广播歌选》上发表，并由电台教唱。这对于我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1955年，我出版了最早的两本《苏联歌曲集》。

当时，在上海有一个中苏友谊馆，经常举行苏联音乐唱片欣赏和放映苏联电影。我自然是中苏友谊馆的常客。这一时期，我翻译了许多苏联歌曲，尤其是电影歌曲。凡有一部苏联电影上映，我在第一时间就把影片插曲译介过来，例如，《忠诚的考验》、《伊凡从军记》、《忠实的朋友》、《青年时代》《心儿在歌唱》等等。当然，最最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翻译发表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首歌曲后来广为流传，尤其在“文革”后，在中国大地上流传之广，没有任何其它外国歌曲可望其项背。几乎没有一种音乐刊物，没有一种外国歌曲集子没有刊登过这首歌，也几乎没有一家唱片公司没有录制过这首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祖国是俄罗斯，它的母语是俄语，但在世界上，用汉语演唱的人远远比用俄语唱的人多。难怪有位主持人评论道：“中文版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早已深入我们的生活，融入了我们的体验和感情，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中国歌曲了”。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也带给我意想不到的荣誉：每次音乐会上，当我和乐友们见面时，台上台下总是同声高唱这首歌曲向我致意。

上世纪50年代，我还和苏联作曲家协会、苏军红旗歌舞团以及作曲家诺维柯夫、索洛维约夫—谢多伊、赫连尼柯夫等有过书信往来。他们曾寄赠我不少乐谱和歌集。当时还没有复印机，有些尚未正式出版的新作品都是手抄谱或者影印谱，可惜经过一场“十年浩劫”，那些珍贵的书信、照片和乐谱都已荡然无存，后来只有索洛维约夫—谢多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作曲家）的一本个人作品选集失而复得，奇迹般地从“抄家物资”中回到了我的手中。每看到扉页上的作曲家本人的亲笔题签，总使我追忆起50年代那段美好的日子。

到50年代末，我已编译出版了3集《苏联歌曲汇编》，介绍了300多首苏联歌曲和俄罗斯民歌。但接下来，进入6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联系被生生割断了长达二十多年。

80年代中期，两国关系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虽然还没有明朗化。我暗地里却已在悄悄地收集60~80年代的苏联歌曲，除了在上海图书馆和上海音乐学院资料室翻遍了苏联音乐的藏书之外，我还特地去了一趟北京。这是我平生头一次出远门，而且是只身一人去一个举目无亲的陌生城市，只为了去北京图书馆（今之国家图书馆）查阅苏联音乐书刊。因为，尽管在中苏交恶的年代，我心中始终怀着一个坚定的信念：中苏（中俄）两个邻邦不可能永远为仇，人民希望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乌云终将消散，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1987年，为迎接苏联十月革命70周年，我编译了《1917~1987苏联歌曲佳作选》和《最新苏联抒情歌曲100首》——这是中隔27年以后，也是“文革”以后最先出版的两本苏联歌曲集。为配合书的首发，我们在上海音乐厅举行了一场音乐会——这是中隔27年以后，也是“文革”以后最先举行的一台苏联歌曲音乐会。由于当时政治气候，我们对出书和举行音乐会都保持低调，没有扩大宣传，但苏联驻沪总领馆还是从报上得知了消息，他们主动买了20张票，几乎全馆人员（包括总领事、文化专员、秘书、译员甚至家属、子女）都出席了音乐会，并且由苏联孩子十次上台向演员献花。我在台下看着这种场面，感慨万千。我相信苏联人民和我们一样，希望我们两国友好交往。关于这两本歌集和这台音乐会，当时的苏联《真理报》、《苏联音乐》和《今日亚非》都作了报道和介绍。

在这段时期，我又开始和苏联的作曲家们建立了新的联系。曾在中国起过巨大影响的老一辈音乐家，如杜纳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等都已不在人世。现在是中青年的作曲家，他们应我的请求分别寄来了自己的选集和唱片。其中有当代的歌曲大师巴赫慕托娃，我50年代末就翻译发表过她的成名作《歌唱动荡的青春》；还有列宁格勒作曲家协会主席贝特罗夫，我80年代译过他的《办公室的故事》的插曲，这次他在乐谱上留下了这样的题词：“让我们重修美好的友谊”。

苏联于1991年解体。1995年，我又新编了一本《1917-1991苏联歌曲珍品集》，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比较完整地、系统地译介了苏联存在的74年间各时期的代表作品集。我请俄罗斯驻华大使参赞、俄中友协副主席库利科娃女士为这本珍品集写了序，并邀请她出席新书首发式音乐会。罗高寿大使得知后当即表示，他愿意亲自出席音乐会，这实在令我们大喜过望。罗高寿大使在音乐会上还热情地致辞：“请允许我衷心感谢薛范同志，感谢他多年来为我们的友谊作出的——我敢这么说——是杰出的功绩”。大使是位汉学家、中国通。他插入的一句“我敢这么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库利科娃女士后来在一篇文章中也写道：“薛范，我们敬爱的朋友和同志，我们所有的俄罗斯人向您鞠躬致意！感谢您为促进俄中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所付出的坚毅卓绝的劳动”。

自此以后，凡是我在北京举办俄苏歌曲音乐会，只要发出邀请，罗高寿大使、库利科娃女士和使馆其他人士必定会光临。

写到这里，又想起了一段有趣的插曲：1997年，俄军红旗歌舞团第三次访华巡回演出，4月23日在上海演出，我向主办单位提议，在歌舞团谢幕时，我要上台向演员献花致敬，请主办方帮忙为我准备些花束。主办方一口答应。谁知他们向歌舞团通报后，团长索莫夫上校当即说：“怎么能让他来给我们献花？是他在传播和推广我们的歌曲，使俄苏歌曲在中国获得第二次生命。应该是我们向他献花才对”。于是，在演出结束时出现了这样的戏剧性的场面：在全场观众热烈的鼓掌声中，他们邀我上台，然后指挥家、两位独唱家、合唱队长、乐队长和舞蹈队长分别向我献了花。

1997年11月10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来华访问时，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向我和其他三位文艺家授以象征最高荣誉的“友谊勋章”（证书上称：“鉴于语言文学家薛范对俄中友谊和俄中文化交流作出的卓越功绩”）。两年后的10月，中俄双方又分别授以“中俄（俄中）友谊纪念奖章”。

今年，中俄友好已进入了第55个年头。迄今为止，我翻译的俄苏创作歌曲和俄罗斯民歌已近1000首，编选出版的俄苏歌曲集已近20种。最近，我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筹划举办新的音乐会。让歌声作为我们中俄两国人民友谊的见证，只要歌声不断，友谊就不会中断；只要友谊不断，歌声也不会中断。正如歌曲《莫斯科—北京》所唱的：

“友谊永存在我们心中！”

                                                        2004年7月1日

                                                             —— 原载《中外文化交流》2004年9月号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