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栏目：薛范文苑

俄罗斯和苏联歌曲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

（“2009 中国哈尔滨·中俄音乐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薛    范
  

在中国，恐怕没有一个国家的歌曲，像俄罗斯和苏联歌曲那样，被翻译介绍得如此量多而全面，传唱得如此广泛而长久，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如此深刻而隽永，对我国的革命事业、建设事业和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如此巨大而深远。这一现象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而且还将延续下去。

俄罗斯和苏联歌曲的翻译出版

俄罗斯和苏联歌曲最早是什么时候传入我国的，现在已很难查考。据老一辈回忆，早在20年代末，就已经出现了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的中文译词。《伏尔加船夫曲》迄今为止至少已见过5—6种中译文, 例如, 有个未署明译者的版本唱道: “老天佛爷恩无边, 劳苦还能没有完”；另一种版本： “大家一齐用力拉, 纤绳拉得肩背麻, 背着几时方才罢, 筋肉尽晒烈日下” 。显然, 这些只能算作填词, 而不是翻译。 至于目前传唱的译词, 我们同样也查考不到它究竟出于哪一位的译笔。《伏尔加船夫曲》原是一首船工号子, 原词中并没有“踏开世界不平路”这样的语句, 显然是译配者的二度创作, 但它非常精确、贴切地体现了原曲的音乐形象和气质。

从1925年大革命时代起, 红色革命根据地内已流传着不少苏联歌曲和其它国家的革命歌曲, 不过当时除了瞿秋白的《国际歌》和《少共近卫师》（即《青年近卫军》）等极个别几首之外, 几乎都是填词, 而不是翻译, 有时, 曲谱也往往加以“中国化”的改动, 这类填词歌曲有：根据俄罗斯革命民歌《我们勇敢去作战》改填的《打龙岗》《拥护人民政权》；根据革命民歌《送行》改填的《再占遵义城》《反帝拥苏歌》；根据《红军最强大》改填的《红军歌》；根据《乘风破浪》改填的《霹雳啪》；根据《你们已英勇牺牲》改填的《悼亡曲》；根据《同志们,勇敢地前进》改填的《红军进行曲》《共产主义进行曲》以及后来的学生运动歌曲《光明赞》；根据达维坚柯的军旅歌曲《布琼尼骑兵队》改填的《上前线去》《会师歌》；根据焦什庚的少先队进行曲《燃烧吧, 营火》填词并改编的《共产儿童团歌》。

1937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 一批文艺工作者奔赴延安, 其中不乏音乐家和通晓俄语或世界语的文学家, 有萧三、沙可夫、曹葆华、金紫光、朱子奇和李焕之等, 他们译配了不少苏联歌曲, 广泛流传在整个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这些苏联歌曲也开始在全国传唱。

同一时期, 留在“孤岛”上海的文艺家们, 也在译介苏联歌曲, 例如姜椿芳、吕骥译配的《祖国进行曲》和塞克（陈凝秋）译配的《快乐的人们》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两首。当时, 苏商在上海出版的《时代》杂志, 也几乎每期推出一首苏联歌曲, 由林陵（姜椿芳）、白寒（陈冰夷）等人翻译。此外, 在国民党统治区其它地方, 有赵沨译配的《卡秋莎》等。《卡秋莎》是赵沨首译, 虽然只译了两段歌词，一直传唱至今。陈原先生1941年在桂林编译出版的《苏联名歌集》可能是所知的最早的苏联歌曲选本了。 如今在传唱的一些名歌, 如《我们是铁匠》、《我们是红色战士》、《雪球花》、《青年歌》等, 最初都是陈原首先译出的。虽然陈原先生后来不再从事歌曲译介工作, 但他较早地把许许多多优秀的俄罗斯民歌和苏联歌曲译介给中国人民的这一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步陈原之后，灵珠等人于1943年也在桂林编译出版了《穿上了征衣的女郎——苏联最新抗战歌曲》；同年，歌曲研究社出版了《最新苏联名曲选》。抗战胜利初期以及全国解放前夕，哈尔滨、大连等地的中苏友好协会和出版社就分别编选出版过5~6种苏联歌曲集，具有一定影响的有李凌编的《喀秋莎——苏联名歌集》、哈尔滨中苏友协编的《苏联歌选》和朱子奇、李焕之编的《苏联歌曲选》。陈歌辛1944年在上海也编过一本《中苏新歌》，解放初期又编选出版过苏联歌曲集，他是其中许多歌曲的配歌者。

1949年新中国成立, 百废俱兴。 外国歌曲的翻译介绍也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率先作出成绩的是在上海出版的《广播歌选》。在上海解放之初, 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编辑的 《广播歌选》就以活页歌片的形式不定期地发行, 不久, 即改为月刊形式出版。这是当时第一本也是唯一的一种歌曲刊物。《广播歌选》成为月刊后, 几乎每一期都有外国歌曲发表, 主要是苏联歌曲和俄罗斯民歌, 偶有朝鲜及东欧国家的歌曲。《广播歌选》不仅主动组织译者和音乐工作者译配外国歌曲, 而且也经常选登各方投来的译稿, 像《小路》、《有谁知道他呢》、《海港之夜》、《太阳落山》、《遥远的地方》、《列宁山》、《红莓花儿开》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些脍炙人口的苏联歌曲, 最初都是在《广播歌选》上首发, 并由广播乐团在电台中教唱而得以广泛流传的。

继《广播歌选》之后, 1952年4月, 中国音乐家协会主编的《歌曲》在北京问世。这本歌曲刊物从创刊之初就对译介世界歌曲给予足够的重视。每期至少刊登一首, 多时甚至5—6首。半个多世纪来（中间由于“文革”, 曾停刊了十多年）刊载了世界各国无数优秀的歌曲作品：其中，多半是俄罗斯和苏联歌曲。

50年代初, 上海的一些民营书店, 如万叶书店、真理书店等, 还有北京的商务印书馆，为迎合学习俄语的热潮, 出版过两种俄汉对照的苏联歌曲集, 有一定影响, 编译者分别为庄枫和石年（汪明征）、严峻（陈志昂）。

1954年, 我国第一家国营的音乐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前身）的成立大大推动了外国歌曲的翻译介绍工作。计划出版的外国歌曲从古典的到现代的、从苏联的到世界各国的，范围相当宽泛。

音乐出版社最早推出的一批翻译歌曲集就有3集《苏联歌曲集》——第1、3集由薛范编译（这是薛范编译出版的最早的两本苏联歌曲集，薛范后来毕生从事俄苏歌曲的译介和研究工作）, 第2集由毛宇宽编译。

随后几年，音乐出版社还出版了薛范编译的《1917—1957苏联优秀歌曲集》；钱仁康编译的《柴科夫斯基独唱歌曲选》和周枫、沈笠等编译的3册《柴科夫斯基抒情歌曲集》；此外, 还有出版社约请各人分头译配最终以出版社名义编辑出版的许多综合性的翻译歌曲集, 如《俄罗斯独唱歌曲集》、《俄罗斯合唱歌曲集》、《格林卡歌曲选》等等。这是格林卡和柴可夫斯基的歌曲作品在我国最早的专辑译本。

影响最为广泛、最为深远的是音乐出版社1958年推出的《外国名歌200首》和1959年推出的《续编》。这两本集子共收入450多首世界各国的古今歌曲, 俄罗斯和苏联歌曲占了四分之一。累计印数达到几十万册, 当时的音乐爱好者几乎人手一册。

紧跟着音乐出版社之后成立的又一家国营的专业音乐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也不甘滞后。50年代中期最先推出的一批外国歌曲集大多为苏联歌曲, 有薛范编译的3集《苏联歌曲汇编》、这是50年代容量最大的一套苏联歌曲集, 其中除了一部分沿用旧译之外, 大部分为薛范新译介的作品；还有曹永声、薛范合译的《杜纳耶夫斯基歌曲选》, 此书和音乐出版社（北京）推出的由曹永声编译的《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歌曲选》和由孙静云、希扬编译的《查哈罗夫歌曲选》, 则是我国第一次为当代外国的歌曲作家出版的作品专集，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出版的仅有的三位苏联歌曲作家的单人作品专集。此外, 还有周枫等译的《格林卡合唱歌曲选》、张秉慧编译的《拉赫玛尼诺夫歌曲选》。这是拉赫玛尼诺夫的歌曲作品在我国最早的专辑译本。

以上谈的都是出版物的歌曲译介状况。除此之外, 我们还不应忘记通过其它载体的译介状况, 例如, 俄罗斯和苏联电影中的插曲。建国初期放映的一些苏联电影, 大多由孟广钧等译词、徐徐配歌, 如苏联影片《光明之路》、《幸福的生活》等。 50年代后期, 则大多由薛范译配, 如：苏联影片《狂欢》、《忠实的朋友》、《忠诚的考验》、《心儿在歌唱》、《青年时代》中的插曲。再有, 1956年起，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苏友好协会经常在京、沪等地举办苏联音乐唱片欣赏会, 每次都印发一些辅导欣赏的小册子, 刊载了许多苏联歌曲的歌词译文, 大多由陈绵翻译, 遗憾的是只有为数不多的几首, 如《列宁山》、《蜻蜓姑娘》、《小铃铛》等, 由他人配歌以后得以流传。

也正是从60年代初开始，中苏交恶，国际环境发生急剧变化，我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也日益严峻。无数文艺作品被斥为“封、资、修、名、洋、古”,遭到封杀。俄苏歌曲，除了十月革命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的革命歌曲之外，其他都不能出版, 不能演唱。

“十年浩劫”结束之后, 国家开始拨乱反正, 文化事业的各个领域逐渐复苏。但外国歌曲译介的复苏则滞后到80年代才开始。

停刊了整整12个年头的《歌曲》于1978年7月复刊。

从70年代末起, 出版物专业分工的限制有所松动, 不少的地方出版社也推出了一些外国歌曲集, 但也大多是老歌重编, 几乎没有收入什么新的翻译歌曲。究其原因，一是国外乐谱新资料匮乏，二是歌曲翻译队伍流失。

50年代盛行一时的、对我国整整一代人有过巨大影响的俄苏歌曲, 其译介工作足足中断了20多年之后, 此时正酝酿着花开二度。1983年3月, 倪瑞霖译配的《幸福鸟》（巴赫慕托娃А.Пахмутова曲）发表，随后有1985年薛范译配的《你唱什么, 春天的鸟》（奥索庚曲）和张宁译配的《亚历山德拉》（尼基丁曲），仿佛是燕子报春, 预示解冻期的来临。1988—1989年, 薛范编译的《1917—1987苏联歌曲佳作选》、《苏联最新电影歌曲100首》和《苏联抒情歌曲100首》分别由上海音乐出版社、中国电影出版社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相继出版, 这是中苏关系解冻后, 最早出版的俄苏歌曲集。其中收入了自中苏友好关系中断之后——60年代以来的大量新的俄苏歌曲，如《我爱你，生活》、《伏尔加河长流水》、《从哪里认识祖国》、《田野》、《鹤群》、《希望》、《胜利节》、《微笑》等。几乎是同时, 鲁双、梁德沁编译的《苏联流行歌曲》（吉林人民出版社）和郑兴丽译的《钟情者之歌——苏联抒情歌曲》（海峡出版社）出版。紧随其后, 1991年, 人民音乐出版社也推出了一本《苏联歌曲101首》, 其中除了旧译作之外, 还收入了周枫、张宁、王毓麟等人的新译作。同年, 北京出版社推出了郭奇格、杨绍澄、郭莹编译的《苏联名歌220首》。上述这些歌曲集也译介了一些新作品。

1995年,薛范编译的《1917—1991苏联歌曲珍品集》出版, 随后几年内, 薛范又陆续推出了《俄罗斯民歌珍品集》和《俄罗斯和苏联合唱珍品集》, 这3种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歌集是集俄苏创作歌曲和民间歌曲之大成——《俄罗斯民歌珍品集》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较为全面地、系统地介绍俄罗斯经典民歌的歌本；《俄罗斯和苏联合唱珍品集》也是在我国出版的第一本国别合唱曲集。1995年, 薛范还编译出版了《世界电影经典歌曲500首》, 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容量最大的一部外国电影歌曲集，其中收入的俄罗斯和苏联电影歌曲就占了四分之一。上述4种书在1995年兴起的“俄苏歌曲热潮”中成为热门的畅销书。

薛范于1997年编的《俄语民歌88首》（上海译文出版社）和2000年编的《重访俄罗斯音乐故乡》（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出版的两种中俄双语对照歌曲集。

21世纪来临，随着中俄文化交流的深入和发展，随着俄苏歌曲爱好者的队伍日渐增多，俄罗斯和苏联歌曲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也登上一级新台阶。

2002年，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推出了《拉赫玛尼诺夫歌曲集》，翌年，人民音乐出版社也出版了《拉赫玛尼诺夫浪漫曲集》。2004年，徐宜编译的《拉赫玛尼诺夫艺术歌曲精选》和《柴科夫斯基艺术歌曲精选》也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这是继上世纪50年代之后，这两位俄罗斯古典作曲家的经典作品又一次在我国编译出版。

张宁编的《俄罗斯民歌精选》和《俄罗斯浪漫曲精选》于2002~2003年先后由人民音乐出版社推出。后者是俄罗斯古典艺术歌曲第一次在我国结集出版。

2007年是中国的“俄罗斯年”，薛范编的《俄苏名歌经典1917—1991》（上下两册）和《俄苏歌曲珍品选集》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书中大部分歌曲附有背景资料，介绍歌曲的创作经过、流传、演出和获奖情况，以及在群众音乐生活中的影响。该书的序文综述了苏联歌曲74年间的发展道路及其在音乐史上的历史地位。这两种书是国内迄今为止唯一较全面地、系统地介绍苏联存在的74年间各个时期经典作品的总集，具有史料价值和文献意义。

2009年迎来了中国的“俄语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单位举办“情动俄罗斯——中国人唱俄语歌大型选拔活动”。为配合这次活动，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了《情动俄罗斯》俄汉对照歌曲100首，其中收入了许多俄罗斯新歌，包括目前最受欢迎的流行歌星如布伽乔娃、维塔斯、阿尔苏、戈曼、谷宾等人演唱的热门歌曲。 

俄罗斯和苏联歌曲的传播 

歌曲，如果只停留于白纸黑字，则如同没有生命的躯体。歌曲，只有在传唱的过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生机和活力来。

在三四十年代，俄罗斯和苏联歌曲（大多按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另填了新词）主要流传在老解放区工农兵群众中间。当时的工农兵群众识谱者极少，歌曲是通过歌咏活动（大家唱）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传唱；而在“国统区”，则是通过学生运动和歌咏活动在青年学生中间流传的，不过当时很少有人知道那是苏联歌曲。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苏建交，中苏关系开始了“蜜月期”。当时的口号是：“向苏联学习”，“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这是个特殊的时代，中国当时和苏联一样，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是一致的，有相同的社会环境和相同的价值观。广大的群众，很容易从俄苏歌曲中找到与自己的命运相呼应的东西，也从歌曲中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也就是说，普通的劳动群众成为成为歌曲讴歌的对象，也成为创作歌曲的人。这在西方国家的歌曲中几乎是难得一见的。正是这些因素，为俄苏歌曲在中国的传播做了最好的铺垫。

广播是当时推广俄罗斯和苏联歌曲最有力的工具。以上海地区为例，许多俄罗斯和苏联歌曲都是通过广播流传开来的，比如：苏军红旗歌舞团是最早访华并且是最受中国人民欢迎的艺术团体之一（他们迄今已7次来华）。他们1952年11月第一次访华时带来的《海港之夜》、《太阳落山》和《遥远的地方》等歌曲，很快被译配出来，发表在上海广播电台编辑的《广播歌选》上，由上海广播乐团在广播中教唱并演唱，很快在青年学生中流传开来，一直传唱至今。

50年代初期，大中院校的歌咏活动相当红火，俄苏歌曲自然是重要内容。除此之外，大中城市也经常举办各种音乐会，除了演唱解放歌曲和民歌，每次也少不了俄罗斯和苏联歌曲。当时有不少歌唱家和音乐团体还录制了一些用中文演唱的俄苏歌曲唱片。

50年代还有一种现象值得一提：在一些有中苏友好协会这样机构的大中城市，如：北京、天津、上海，经常和电台、和音协联合举办“苏联音乐唱片欣赏会”，每次还印发一些辅导欣赏的小册子，拥有一批“铁杆的”俄苏音乐爱好者。

60年代，中苏关系交恶。接着是“文化大革命”——“封、资、修、大、洋、古”一概遭禁。但俄苏歌曲的传播并没有中止，而是转入了“地下”。“上山下乡”的知青偷偷地把歌本（主要是《外国民歌200首》两册和《苏联歌曲汇编》3册）和苏联唱片带到了山区和农村，在那相对比较宽松的“广阔天地”里（乡民们不懂外国歌曲），俄苏歌曲伴随他们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这一大群十五六岁的孩子在劳作之余学会了许多俄苏歌曲，他们后来在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成为掀起“俄苏歌曲热潮”的中坚力量。

1976年，“十年浩劫”结束，但对于国外的文化，当时依旧“心有余悸”，再者，中苏关系当时仍处于冰点，俄苏歌曲当然不可能在公开场合传唱，直到1985年中苏关系开始解冻。

1988年，薛范编译的《1917—1981苏联歌曲佳作选》出版。这是中断了28年以后在我国出版的第一本俄苏歌曲集。上海音乐出版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乐团为配合新书的首发，联合举办了一场苏联歌曲演唱会，并进行现场直播。音乐会除了演出在50年代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之外，还唱了许多新译配的歌曲。苏联驻沪总领馆得知消息，未请自来，并且向十档节目的十位演员都献了花——场上的气氛十分热烈。这也是“文革“以后在我国举行的第一台俄苏歌曲专场音乐会。对于这本新书的出版和音乐会的举行，当时的苏联《真理报》《苏联音乐》和《今日亚非》都作了报道和介绍。

但这一台在上海举行的音乐会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直到6年后，1994年8月由薛范筹划与上海爱乐合唱团合作推出了一台俄苏歌曲专场音乐会，反响热烈，接着合唱团移师北上，在北京演出了3场，引起了轰动。两个月后，中央乐团合唱团趁热打铁，仍旧由薛范筹划，在北京举办了名为“伏尔加之声”的俄苏歌曲专场音乐会，现场气氛之热烈大大出人意料。音乐会原定演出3场，结果欲罢不能，到春节前，短短两个多月里，共演了23场，场场爆满。《1917~1981苏联歌曲佳作选》一书初版5千册在三个月内就被抢购一空。“伏尔加之声”后来已成为一个品牌，十多年来，中央乐团合唱团几乎年年都要演出若干场。

“伏尔加之声”激发起积淀在人们心中二十多年对俄苏歌曲的热情。继中央乐团合唱团之后，中央歌剧院、总政歌舞团、中央广播合唱团、中国音协爱乐男声合唱团以及北京大大小小的业余合唱团在以后的岁月中都争先恐后地举办俄苏歌曲专场音乐会。

这一波“俄苏歌曲热潮”不仅在北京一地，而且在全国各大城市引起连锁反应。天津、上海、哈尔滨、大连、武汉、成都、杭州、广州，以及远在西北的西安、西南边陲昆明，甚至小城市江苏盐城，都先后举办过俄苏歌曲音乐会。而演出单位大多是业余合唱团，甚至是群众性歌咏队。这一现象成为我国音乐生活中一道奇特的风景线：在现今中国，还有哪一种音乐会能持续演十多年、数百场而盛况始终不衰？！还有哪一个国家的歌曲能拥有如此众多的、痴心不改的热心者？！

这一段时期的“俄苏歌曲热”远远超过了上个世纪50年代。在50年代，各种音乐会虽然常带有俄苏歌曲曲目，但很少有俄苏歌曲的专场。

如果说，在50年代，推广和传播俄苏歌曲的媒体主力是广播的话，而在90年代，相对于民间的“俄苏歌曲热”，作为重要传播媒体的广播和电视在介绍和传播俄苏歌曲方面就显得不够得力、过于滞后了。现在的音乐节目要么是古典音乐，要么就是港台歌曲和欧美流行音乐，几乎见不到俄苏歌曲节目。一方面是由于观念的因素——年轻的、筹划音乐节目的人，他们很少或者从来没有接触过俄苏歌曲，自然对俄苏歌曲没有多大兴趣，自然也不会积极主动地去制作俄苏歌曲节目。另一方面也有客观因素——做广播节目需要有音频资料，做电视节目需要有视频资料，而在市面上恰恰就是俄苏歌曲的音像资料最为匮乏。

8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解冻，中国唱片公司曾经引进两盒俄罗斯和苏联歌曲的盒带：一盒是创作歌曲，一盒是民歌——都是50年代曾在我国传唱的老歌。后来各地的音像出版社，甚至香港的唱片公司也纷纷出版过俄苏歌曲的“怀旧金曲”，但其内容就是中国唱片公司当年引进的那两套歌曲的翻版，没有任何“新曲”。只有北京的一家民营的欣和声音像公司在90年代后期向俄罗斯引进了8张唱片，这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出版的、含量最多的俄罗斯和苏联歌曲唱片。

用中文演唱的俄苏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卡秋莎》、《红莓花儿开》，这几首歌曲凡有出版能力的音像出版社，几乎没有一家没有录制过。那些挂着“怀旧金曲”名称的声像出版物几乎都是这一类人人耳熟能详的“老歌”，连本世纪新推出的深受欢迎的黑鸭子演唱的俄苏歌曲唱片也不例外。

录唱俄罗斯和苏联新的作品的唱片，二十多年来只见过3张：广东白天鹅音像出版社的《苏联抒情歌曲》、上海音像公司的《狂欢夜——苏联最新流行歌曲》和中国电影出版社的《白桦——苏联歌曲珍品集》。

广播电视在传播俄苏歌曲方面的缺席，大大影响了俄苏歌曲更广泛地流传。随着中俄文化交流的深入，这种情况目前开始有所改善。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近年来已多次制作播出介绍俄罗斯和苏联歌曲的专题节目，如2008年的7集《俄苏经典老歌》、5集《情归俄罗斯》、5集《情迷俄罗斯》，2009年的10集《岁月如歌——俄苏经典歌曲系列》，《娜杰日达·巴布金娜和她的“俄罗斯之歌”乐团》，《春天的瞬间——塔利维尔吉耶夫》以及历年俄罗斯新年演唱会等。2009年是中国的“俄语年”。我国举办“情动俄罗斯——中国人唱俄语歌大型选拔活动”，推动又一波“俄苏歌曲热”，这次活动凸显了两种新的现象：一是热爱俄苏歌曲的年轻人明显地增多，二是演唱的曲目也不再止于那些经典老歌，演唱新的歌曲大大增多。

俄苏歌曲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表象来看，“俄苏歌曲热”似乎有些退潮，而实际上，“俄苏歌曲热”开始向纵深扩展：过去，俄苏歌曲爱好者的主体主要是中老年朋友，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朋友，尤其是大学生，壮大了爱好者的行列；在过去，大家热唱的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曾在我国广为传唱的那些俄苏传统老歌，而现在，已经有更多的人开始接触并喜爱60年代以后的新歌，甚至当代的流行歌曲；过去，热爱俄苏歌曲的中老年朋友由于他们的生活经历，怀有浓烈的“俄罗斯情结”，而现在，年轻的一代，他们是出于对音乐的欣赏和喜欢，他们感受到了俄罗斯音乐有一种不同与其他国家的独特的韵味；过去，俄苏歌曲的传播渠道主要是歌本、唱片、广播电视、现场音乐会，而现在，由于网络的发展，网络成了推介俄苏新歌最重要、最便捷的渠道，网上俄苏歌曲网站有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各地的互不相识的网友们，在网上学习新歌，交流收藏的俄苏歌曲音像资料。俄罗斯当代一些红歌星和演唱组合，如：维塔斯、比朗、阿尔苏、柳白、子午线、阿拉·布伽乔娃等，都有中国年轻的“粉丝们”为他们建立的网页。

1997年，一位网名“安德烈”的同志在互联网上创建了我国第一家“俄苏歌曲、音乐、影视网站”，它拥有资料的丰富，迄今无出其右者。从上世纪末开始，互联网还先后成立了“俄苏风情”、“莫斯科郊外”和“俄罗斯旋律”等语音室，每天晚上和双休日吸引了全国各地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爱好俄苏歌曲的网友，聚在一起学唱和演唱俄罗斯新歌、交流感受。以“俄罗斯旋律”网站为例，它不仅拥有语音室，还拥有论坛，提供有关俄苏歌曲和俄罗斯文化的各种文字资料，并拥有乐谱资料库，提供各种俄苏歌曲和其它国家歌曲的歌谱；还拥有视频资料库，提供俄苏歌曲和其它国家歌曲的原唱视频（MV）、中文翻唱视频和卡拉OK。除此之外，还不定期地举办俄苏歌曲欣赏讲座，例如介绍俄苏作曲家贝特罗夫、塔利维尔吉耶夫和巴赫慕托娃等人的作品。不定期地举办俄苏音乐影片欣赏讲座，例如播放《光明之路》、《幸福的生活》、《狂欢》、《忠实的朋友》、《忠诚的考验》、《心儿在歌唱》、《青年时代》、《志愿者》、《命运的拨弄》等。“俄罗斯旋律”网站还成立了一个由薛范直接指导的歌曲译配小组，不断地译配俄苏新歌曲。迄今已推出了150多首。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网络对俄苏歌曲的传播和推广预计还会起到更显著的作用。 

俄罗斯和苏联歌曲的魅力所在

俄罗斯和苏联歌曲在中国传播历史之久，传播地域之广，对中国各个方面影响之深，这是任何其他国家的歌曲（包括当前在我国拥有相当广泛受众的欧美流行歌曲）都无法望其项背的。

俄罗斯和苏联歌曲对于中国人的影响恐怕远远不止在音乐生活方面。《伏尔加纤夫曲》可能是最早流传到中国来的俄罗斯民歌之一（聂耳1934年创作的《大路歌》明显受其影响），稍晚的《工人歌》则是根据俄罗斯民歌《从那岛屿后的河湾》填词的，这些歌曲所蕴含的痛苦、愤怒和抗争在当时身受三座大山压迫的中国人民心中引起了共鸣。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俄苏歌曲大多以填词的形式在中国苏区流传，如《打龙岗》、《拥护人民政权》（原曲《我们勇敢去作战》、《红军歌》（原曲《红军最强大》）、《霹雳啪》（原曲《乘风破浪》）、《上前线去》、《会师歌》（原曲《布琼尼骑兵队》 ）等。40年代，俄苏歌曲大量被译介到中国来，如《祖国进行曲》、《卡秋莎》、《快乐的人们》、《快乐的风》、《共青团员之歌》等。许多人唱着这些歌曲投身于革命洪流，奔赴战场，或者走上刑场慷慨就义。自50年代始，大量优秀的俄苏歌曲在新中国大地上更广泛地传唱，正如有首歌曲所唱的那样：“歌声帮助我们建设和生活”，它对几代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起着难以估量的影响。60年代始，中苏交恶，俄罗斯和苏联歌曲被逐出我们的生活长达30年左右，但俄苏歌曲在人们的记忆中，并没有被流逝的岁月湮没，即使在“十年浩劫”“万马齐喑”的长夜里，数百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依旧在偷偷传唱着俄苏歌曲，他们从中找到了温暖和支撑。中苏关系解冻以后，俄苏歌曲更萌发出二度青春，许多人感到了它在一代人生命中特殊的份量——那是人们永存的青春的信物。俄罗斯和苏联歌曲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己经融入了人们的生活，人们又以自己的情感体验融入俄苏歌曲，人们唱着俄苏歌曲宣泄和倾诉着自己的一切：爱和忧伤、痛苦和不幸、对幸福的憧憬和与命运的抗争。人们把这当成了自己的声音。

在20世纪的世界音乐文化史上，苏联歌曲无疑占着及其重要的、无可动摇的一席之地。如今跨入了21世纪，继承了苏联歌曲优秀传统、并在新的时代有新的开拓的当代俄罗斯歌曲依然以它特有的风采吸引着千千万万的中国的乐友。

热爱并广泛传唱俄罗斯和苏联歌曲已成为当代中国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恐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有这样的现象。究竟是什么样的精神魅力和艺术魅力使俄罗斯和苏联歌曲在中华大地上历久弥新、传唱不衰呢？

我个人认为有如下几个原因：

1，歌曲这一体裁不同于其他文艺样式。小说和电影等有具体的情节和细节，往往牵涉到具体的时代背景、具体的政治环境，往往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倾向。而歌曲它往往只体现某种精神、传递某种感受或情绪，表达某种向往，通常具有非具体性。因此，无论对苏联的社会制度和对苏联的解体持什么见解。也无论有怎样生活经历，都不会妨碍他对俄苏歌曲的接受和喜爱。

2, 俄苏歌曲就其艺术本体而言，它“深入”于古典音乐和本民族音乐的厚实丰富的传统，并且以人们易解易记的顺畅明朗的旋律和清晰分明的节奏“浅出”。 它是建立在俄罗斯民族的文学、音乐的传统之上的，这两方面的辉煌成就是全世界都公认的。俄罗斯文化的长处正好弥补了中国文化当中所缺乏的那部分特殊审美价值。它优美的诗歌传统和略带忧伤的小调调式的音乐，很容易被知识界所接受，成为风气之先，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

3，俄苏歌曲就其题材内容而言，都是反映人们自己的命运、思想感情和意志，以及人们所关注的一切。它的许多作品体现爱国爱家的高尚情操，宏扬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表达美好纯真的人生追求。它把严肃的思想力量、崇高的英雄激情以及丰富的个人情感体验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昂扬向上的感情色彩和浪漫风格。俄苏歌曲所体现的精神和价值观具有普世意义——一个国家要昌盛、社会要发展、民族要兴旺，都少不了这种健康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尤其是在中国，俄苏歌曲所体现的精神和价值观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获得更广泛的认同感。

4，当今商品大潮，物欲横流，涌动着一股颠覆崇高、嘲弄庄严、亵渎神圣的暗流，泛滥着无厘头搞笑、低俗恶俗的东西，甚至宣扬“娱乐至死”。这些东西虽然不是主流，但也具有不容忽视的腐蚀作用。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倒反衬出俄苏歌曲的如沐阳光，如坐春风，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有不少喜爱欧美流行歌曲的年轻人就是因此而“投奔”俄苏歌曲的。

我经常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几乎每一封信都倾诉俄苏歌曲对他们的影响，有位叶良骏女士写得很动情：“那些歌曲给我们整整一代人留下的不仅是音乐，那是我们青春岁月对未来的憧憬、编织的幻梦。当我们满头银丝的今天，回首往事时，我们有许多遗憾和失落，但没有怨恨，也没有泄气，因为那一个美好的年代留给我们太多温馨的记忆，使得我们有勇气在人生路上艰难跋涉而永不回头。……也许因为我和同代人一起走过太辛酸的历程，所以，我们特别珍惜青少年时代那份没有尔虞我诈却充满温暖的情谊。和那些歌一起留在我记忆中的，是至今并未淡忘的昨天——那些理想和追求。那些美梦，也许并没有实现，但我们确实轰轰烈烈活过、爱过、希望过，这也许就是这许多歌与现在流行的那些惨不忍听的歌的区别。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一位才18岁的女大学生丽莎来信说：“有哪一首歌能像《鹤群》那样深沉忧伤，那样深深触动人们的心？而当我们爱上一座城市时，《亚历山德拉》竟能如此深情而又朴实地表达这种感情。当唱起《幸福鸟》时，对明天又充满了信心。《春天来到我们战场》竟能使我深刻地理解了那个遥远年代的士兵们，《我爱你，生活》包含了多少朴素而丰富的哲理。这些，我在哪儿都找不到，除了在这里（指《苏联歌曲珍品集》）。我从未想到生活会因此而美好。”“我才18岁，我没有你们那代人的感情体验，然而我还是爱上了这些歌曲。它岂止属于你们，也属于我们，甚至还属于未来的人们。”

几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关于俄苏歌曲有如下的表述：

俄苏歌曲，它赞美创造性的劳动，把普通劳动者作为歌曲的主人公，讴歌他们的业绩、生活和爱情；

俄苏歌曲，它体现了对远大理想的追求，对崇高事业的奉献精神，对公民责任感的认定，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

俄苏歌曲，它以最真挚纯朴的诗意语言和音乐语汇来抒发对情爱和幸福感的体验，对人性真善美的弘扬；

俄苏歌曲，它所有作品中都跃动着积极的人生态度、喷薄出一股使人奋发向上的青春力量；

俄苏歌曲的这些品格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歌曲中所没有的，至少是没有如此鲜明突出。苏联这个国家解体与否，都不能影响这些歌曲的魅力，它作为人民的创作而永远存在，它体现了人文精神的普世价值，反映了人类对至善至美理想的追求。

今天，我们在唱俄苏歌曲，不仅是因为它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和厚重的文化品位，也不仅是对过往时代的追忆，更多的是对未来新世纪的信念，是对我们曾经拥有而如今正在失落的许多弥足珍贵的东西的呼唤，因为我们相信：这世界上只要有人类存在一天，那些激励我们去追求崇高理想、追求美好生活的歌曲将永远和我们同行！

                                                           2009.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