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栏目：薛范文苑

俄苏歌曲七十四年风雨历程

薛    范

无论将来的历史会作出怎样的结论，1917年的“十月革命”毕竟在20世纪初吹响了一个新时代开始的号角。时代变迁，文学艺术不仅在内容，而且在体裁样式上也相应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价值取向和审美观念也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就歌曲来说，苏联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就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样式，苏联音乐界习惯上称之为“群众歌曲”，以区别于西欧古典艺术歌曲和俄罗斯浪漫曲，区别于民间歌曲和俚俗小调，也区别于后来才发展起来的娱乐歌曲（包括流行歌曲）。

群众歌曲这一样式，其源头最早似乎应上溯到法国。1789~1792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马赛曲》《惬意啦！》《出征歌》等等，以及1871年巴黎公社后期的《国际歌》《起义者》等等，已显露了群众歌曲的某些音调语言和特征。但无论就数量、就题材内容、就影响的幅度而言，都不能与后来兴起的苏联歌曲相提并论。

群众歌曲发轫于18~19世纪的法国，发扬光大却是在20世纪的苏联。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苏联那样，拥有如此众多的群众歌曲大师；也没有一个国家像苏联那样，涌现出如此众多的群众歌曲作品。苏联音乐界把群众歌曲这一新兴的样式发展到极致，在20世纪的世界音乐文化史上争得一席不容忽视的独立的地位。像杜纳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巴赫慕托娃等，他们的优秀歌曲作品可以毫不逊色地列入世界著名声乐作品之林。

在苏联之后，亚洲、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涌现无数优秀的群众歌曲，甚至西欧、北美和日本等国的工人歌曲和黑人歌曲也采用了群众歌曲的样式。苏联歌曲对世界音乐文化所作的贡献，苏联歌曲在世界上所产生的影响，至今仍值得我们推介、研究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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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俄，它虽然留下了像《悬岩》《伏尔加纤夫曲》《草原》《三套车》《升起来吧，红太阳》和《雪球花》这样一些卓越的民歌，倾吐了对人间不平的控诉和对幸福明天的向往，但同时也留下了一些低俗的、带有颓废气息的小市民歌曲。在这样的音乐氛围中，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前后的革命歌曲最先以清新而豪迈的姿态走向巷战街垒、走向流行行列：有根据旧俄民间曲调另填词的《木夯歌》等；有民意党人歌曲《光荣牺牲》《同志们，勇敢地前进！》《你们已英勇牺牲》等；也有把外国革命歌曲加以改编并填上新词的，如法国的《国际歌》和《工人马赛曲》、波兰的《工人华沙曲》和《红旗》等等。

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歌曲进入新的阶段，出现了一批新的群众歌曲——简洁而富有号召力的旋律，强烈的进行曲式的节奏，体现了当时的时代需要和时代精神。其中一部分显然脱胎于旧俄革命歌曲和民歌，如《我们是红色战士》《我们勇敢地去作战》等；在那些具有魄力、充满乐观主义斗争热情的现代民歌中，最出色的当首推《跨过高山、越过平原》。在那个时期，另一些受人欢迎的歌曲是由旧调填新词而产生出来的，如《送行》（别德内伊词）、《远在小河对岸》（柯奥尔词）等。

在国内战争年代里，同时也诞生专业作曲家的第一批作品，其中有德·波克拉斯的《布琼尼进行曲》（达克季里词）、米玖申的《公社之歌》（克涅捷夫词）和祖巴柯夫的《我们的火车头》等。而最有成就的当推达维坚柯，他善于革新和突出行军歌曲的典型手法，强调其中积极的、刚毅的特征。他在战后写的《布琼尼骑兵队》、《第一骑兵队》和《来福枪》（均系阿谢耶夫词）流传极广，被公认为是早期苏联歌曲的经典作品。他当时还领导了国立莫斯科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大学生创作组的活动。在他的带动下，青年作曲家舍赫介尔、柯瓦尔和别雷等都有过不少建树。

这些新歌曲武装了红军战士和革命人民。在国内战争的前线和后方，到处可听到昂扬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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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歌曲的繁荣是从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胜利巩固的年代开始的。尤其在1936~1937年，苏联群众歌曲的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形成了全国性的艺术活动。

20世纪30年代，苏联已经结束了国内战争，开始在旧俄的废墟上建立新的生活。劳动开始走向集体化，失业现象逐步消除，工厂相继开工，食物配给证废除，商店里开始出售国家生产的第一批工业品。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歌曲，20年代的歌曲远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情趣和需求了。人民需要能反映国家新面貌的歌曲，能反映他们自觉的创造性的劳动、能帮助他们满怀信心去建设祖国的歌曲。正是在这样的迫切呼声下，一批新颖的群众歌曲跃然而出。

在20世纪3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是具有明确的公民意识的歌曲，它歌唱的是苏维埃国家、是工人农民的新生活、是社会主义的新人。例如杜纳耶夫斯基的《快乐的人们》《祖国进行曲》（均系列别杰夫-库马契词）和《热情者进行曲》（达克季里词）、查哈罗夫的《沿着村庄》（伊萨柯夫斯基词）、克尼贝尔的《草原呀草原》（古谢夫词）、波克拉斯兄弟的《五月的莫斯科》（列别杰夫—库马契词）和肖斯塔柯维奇的《迎接》（柯尔尼洛夫词）等。这些思想上、艺术上成熟的群众歌曲在千百万人中间获得热烈的反响，因为这些歌曲唱出了他们作为国家的主人、作为新生活的主人的自豪感。

30年代，人们对刚过去不久的国内战争记忆犹新，而未来的战争阴霾又时时威胁着苏维埃国土，所以那时的文艺作品对光荣的战斗传统、对国防巩固始终特别关注。许多歌曲献给国内战争的英雄，号召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如别雷的《小雄鹰》（施维多夫词）、波克拉斯兄弟的《骑兵歌》（苏尔柯夫词）、《告别》（伊萨柯夫斯基词）和《三个坦克兵》（拉斯庚词），李斯托夫的《搭枪卡》（鲁杰尔曼词）、布朗介尔的《游击队员热列兹涅克》和《肖尔斯之歌》（均系戈洛德内伊词）、诺维柯夫的《恰巴耶夫之歌》（博洛津词），以及杜纳耶夫斯基的《卡霍夫卡之歌》（斯维特洛夫词）等，这些歌曲在青年中间唤醒对父兄们英雄业绩的宝贵记忆，培养他们对祖国的责任感并准备迎接未来战争的严峻考验。

在30年代歌曲中，抒情性的日常生活题材所占的比重相当微弱。广为流传的只有布朗介尔的《卡秋莎》（伊萨柯夫斯基词）、博戈斯洛夫斯基的《深暗的山丘静悄悄》（拉斯庚词）和查哈罗夫的《伴送》和《有谁知道他呢》（均为伊萨柯夫斯基词）等为数不多的几首。

这里特别一提杜纳耶夫斯基和查哈罗夫这两位作曲家。

杜纳耶夫斯基的歌曲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豪迈的激情，是相信未来并亲手创造未来的“现代英雄”的写照。明快、开朗、活泼、健壮，是他歌曲的特点。他的《快乐的人们》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公民意识歌曲，具有欢快向上的气息，表达了高度的社会热情，并且在气质上是典型群众性的。歌曲的主人公不是个体，而是群体。杜纳耶夫斯基的创作为当时的音乐生活中开辟了一个新局面。

查哈罗夫非常熟悉俄罗斯农民歌曲。他这一时期创作的歌曲都是反映农村新变化的，例如村里拉上了电线，田里来了拖拉机，等等。歌曲的主人公都是农村的年轻人。作曲家和诗人伊萨柯夫斯基以其真挚的感情、含蓄的幽默和愉快活泼的音调反映年轻人的劳动和爱情。查哈罗夫的作品具有独特的风格，非常近似民歌，形式多样化、旋律丰富、节奏自由，极易为广大群众了解接受。

30年代的歌曲艺术与20年代的歌曲相比较，显得更有人情味，更易接近，更有亲切感。作者们摒弃20年代许多歌曲中过火的豪言壮语和标语口号，继承了过去的优秀传统，同时从民间创作、从城市浪漫曲、甚至从古典的轻歌剧、从美国的好莱坞和百老汇歌舞汲取有益的东西，更广阔地开拓了歌曲样式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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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军队入侵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自战争一开始，作曲家协会新成立了“歌曲司令部”，由哈恰都梁总负责。歌曲成了祖国保卫者不可分离的亲密战友。作曲家用独特的武器——音乐，参加全民抗战，激励人们的斗志，也给予民众温暖和信心。歌声和人民一起度过严峻的岁月去迎接胜利。

最先响应战争的，是阿·阿列克桑德罗夫的《神圣的战争》（列别杰夫-库马契词）。不到一星期就唱遍了全国。紧接着的是布朗介尔的《再见，城市和乡村》（伊萨柯夫斯基词）、别雷的《勇士歌》（苏尔柯夫词）、弗拉德庚的《歌唱德涅泊尔河》（多尔玛托夫斯基词）等。诺维柯夫的《茶炊—火绳枪》和《瓦夏，好瓦夏》（均为阿雷莫夫词）是两首明快活跃、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队列歌曲。莫克罗乌索夫的《神圣的石头》（扎罗夫词）叙述一个黑海水兵怀着故乡的石头撤离陆地的故事，歌曲深沉和浓重，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反映莫斯科保卫战最好的两首歌曲是莫克罗乌索夫的《莫斯科保卫者之歌》（苏尔柯夫词）和杜纳耶夫斯基的《我的莫斯科》（李相斯基和阿格拉年词）。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在战争之初创作的《海港之夜》（丘尔庚）开创了“战时抒情曲”的先河，他把抒情的内容与爱国主义情感融汇在一起，格外扣人心弦。李斯托夫的《窑洞里》（苏尔柯夫词）、布朗介尔的《等着我》（西蒙诺夫词）、博戈斯洛夫斯基的《漆黑的夜》（阿伽托夫词）、弗拉德庚的《萍水相逢》（多尔玛托夫斯基词），还有佚名作者的《灯光》（伊萨柯夫斯基词）充满了对亲人的温情，在严酷的环境中温暖了无数人的心，传唱一时。而这一时期的战时抒情曲的力作当推布朗介尔的《在靠近前线的森林里》（伊萨柯夫斯基词），它既有略带梦幻般伤感的怀乡情绪，又具有激发斗志的鼓舞力量。歌曲交织着高度的公民自觉意识和对亲人的刻骨铭心的爱，当时不知使多少人为之动容。至于写在胜利前夕的弗拉德庚的《道路通向柏林》（多尔玛托夫斯基词）、诺维柯夫的《那一天已不远》（阿雷莫夫词）布朗介尔的《在巴尔干的繁星下》（伊萨柯夫斯基词）和博利斯·阿列克桑德罗夫的《万岁，我们强大的祖国》（施洛夫词）已经扫除了愁云，充满了胜利在望的乐观豪迈的气势。

卫国战争时期的歌曲，从各个角度唱出了苏联民众艰苦卓绝的抗战和他们可歌可泣的业绩，激励人们无所畏惧地去夺取最后胜利。歌曲成了人们生死与共的最亲密的战友，体现了人民群体的共同意志和思想感情。难怪西方有位评伦家十分感慨地写道：“能在如此沉重的、悲剧性的历史时刻创作出如此明朗的艺术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苏联卫国战争歌曲体现着人民意志对于暴君统治的胜利，正义对于邪恶的胜利，光明对于黑暗的胜利，人性对兽行的胜利，生命于对死亡的胜利，爱对于仇恨的胜利。苏联卫国战争歌曲是20世纪独特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是人类文化史上最值得珍视的精神财富。它们不受国界、时间和地域的限制，至今仍以爱国主义情操、乐观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激励着世人。

如果说苏联歌曲起飞的1936~1940年是属于杜纳耶夫斯基的话，那么1942~1945年则属于索洛维约夫—谢多伊。

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歌曲，体裁灵活新颖，手法别致，风格多样化，很少有雷同之感。《海港之夜》是恬静、悠远的，《唱吧，我的手风琴》（达维多维奇词）是稳健、流畅的，《当歌唱的时候》（古谢夫词）是凝重、深情的，《在阳光照耀的草地上》《姑娘什么也没讲》（均系法梯扬诺夫词）是风趣幽默的，而《春天来到了我们战场》（法梯扬诺夫词）则是怅惘又昂扬的。由于他的歌曲多侧面地揭示苏联人的内心世界，其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杜纳耶夫斯基。

与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同时的，还有布朗介尔、莫克罗乌索夫、诺维柯夫和年轻的弗拉德庚。布朗介尔的歌曲柔和而真挚朴素；莫克罗乌索夫的歌曲深沉而富有诗情；诺维柯夫的歌曲清新而活泼开朗；弗拉德庚的歌曲舒展而自然流畅。他们的作品都非常受人喜爱。

和人一样，在战争中经受过血与火的考验，苏联歌曲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经过千锤百炼趋于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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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国战争胜利之后，歌曲创作在量和质的方面都有显著的飞跃。创作队伍也大大扩展了。杜纳耶夫斯基、查哈罗夫、阿列克桑德罗夫、布朗介尔、李斯托夫、莫克罗乌索夫、诺维柯夫、米留金、卡茨、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弗拉德庚……除了上列几位歌曲大师活跃在歌曲阵地上之外，后继还有杜里柯夫、穆拉杰里、诺索夫、罗德庚等一批新进作曲家。

战后的歌曲从内容到形式益发丰富多样。最初几年，出现不少歌唱卫国战争的新歌曲。这是激动人心的、充满浪漫色彩的英雄们的故事，或者是回顾昔日的战斗、思念战友。如诺维柯夫的《道路》（奥沙宁词）和《白桦》（瓦西里耶夫词）、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共青团员之歌》（伽里奇词）和《同团的战友，你们如今在何方》（法梯扬诺夫词）、布朗介尔的《忧伤的垂柳》（扎罗夫词）和弗拉德庚的《晚霞金黄》（多尔玛托夫斯基词）等。

军人返回家园，昨天的士兵重又成为今天的工人和农民。——这样的题材吸引了不少歌曲作者，因为它有某种象征意义：整个国家就好像复员军人，正卷起袖管清除战争的瓦砾、重建家园。杜纳耶夫斯基的《我从柏林出发》（奥沙宁词）洋溢着欢乐和自豪；而布朗介尔的《太阳落山》（高瓦连柯夫词）则采用队列歌曲的样式唱出了一群战士重返家园的愉快心情。

歌唱党和列宁、歌唱祖国和首都莫斯科的歌曲也比30年代增多了。

战后时期开始发展一种“抒情颂歌”。歌曲中祖国大地的形象，她的自然景色，祖国的一切无不激起人们心中的爱国主义情感。这类歌曲的典范（继承了杜纳耶夫斯基《祖国进行曲》的传统）是诺维柯夫在战后创作的《我的祖国》（奥沙宁词）和《俄罗斯》（阿雷莫夫词）。从诺维柯夫这些歌曲中可以看出战后整个苏联歌曲创作的重要特征：它的民族气质越来越浓，它和民歌音调的联系越来越宽。

同样按俄罗斯方式写成的歌唱祖国的新歌曲还有莫克罗乌索夫的《乡土之歌》（法捷耶娃词）、诺索夫的《我歌唱我的祖国》（丘尔庚词）、多鲁汉年的《我的祖国》（李相斯基词）、穆拉杰里的《俄罗斯，我的祖国》。

战后歌曲创作的基本内容是反映苏联人民的和平劳动，反映劳动者新的精神风貌。例如查哈罗夫的《岁月将要过去》（伊萨柯夫斯基词）、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手风琴在沃洛格达郊外歌唱》（法梯扬诺夫词）、米留金的《列宁山》和《送别手风琴手》（均系多尔玛托夫斯基词）。而格里埃尔的《劳动颂》（格列戈列夫词）则具有一种神圣庄严的气质。

年轻的荒地征服者的歌曲是在50年代大批涌现的。垦荒者们从四面八方驶向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一望无际的土地。最先伴送那些志愿者上路的，是穆拉杰里的《我们快出发》（约德柯夫斯基词）和罗德庚的《新居民来到地上》（索洛亨娜词）。

继承了杜纳耶夫斯基传统的健壮而豪迈的青年歌曲，则有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共青团员》（奥沙宁词）和《好》（别林斯基词）、卡茨的《青春万岁》（索甫罗诺夫词）、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起飞的时候到了》（法盖尔松词）、赫连尼柯夫的《列车飞驰》（斯维特洛夫词）等。

战后还专门出现大学生歌曲。作曲家们恢复了古老的大学生歌曲的老传统，反映大学生们的友谊和爱情以及他们对事业的雄心和对理想的追求，例如诺维柯夫的《莫斯科大学生之歌》（奥沙宁词）、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大学生聚餐歌》（法捷耶夫词）、赫连尼柯夫的《大学生圆舞曲》（高瓦连柯夫词）等。

20世纪40~50年代，世界上形成所谓的“两大阵营”，它们之间的冷战愈演愈烈。这种趋势自然也反映在歌曲创作中。歌曲作者们聪明地抓住了“和平与友谊”这一主题作为切入口，用以表明：社会主义就是和平，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反对战争，追求和平”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望。这样一来就比较容易赢得广大民众。这就是这一时期兴起以保卫和平为题材的歌曲（包括世界青年联欢节歌曲）的背景。但是这类为某种政治需要而产生的歌曲，大多是直白浅露的口号式的，如《世界民主青年进行曲》（诺维柯夫曲）、《和平歌》（肖斯塔柯维奇曲）、《我们保卫和平》（杜里柯夫曲）、《保卫和平》（别雷曲）、《和平战士之歌》《国际学联歌》（均系穆拉杰里曲）等，虽然在一定时期、一定群众活动的范围内流传很广，等到时过境迁，这些歌曲最终也就彻底销声匿迹了。值得一提的是杜纳耶夫斯基的《飞翔吧，和平鸽》（马都索夫斯基词），它却以抒情的手法来处理保卫和平这一严肃的主题，在当时实属创举。此歌无论词和曲都不落俗套，感情真挚温馨，传达了人们的心声，所以流传至今。

战后的抒情歌曲丰富多彩。同战时那些主要写亲人别离或思念故乡的抒情歌曲相比，新的抒情歌曲更多表现明朗的情绪：久别重逢的欢乐、分享爱情幸福的快慰。例如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在小船上》（列别杰夫—库马契词）、《请听我说吧，好姑娘》（伊萨柯夫斯基词）、米留金的《丁香花儿开》（索甫罗诺夫词）、赫连尼柯夫的《为什么我的心儿这样慌乱》（马都索夫斯基词）。新的抒情歌曲真实地诉说苏联人的内心世界和个人生活的体验，诉说真诚的爱情和友谊，其中最出色的是赫连尼柯夫的《忠实的朋友》和杜纳耶夫斯基的《你不要忘》（均系马都索夫斯基词）。

爱情歌曲的主人公是年轻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在工厂里、田野里、工地上共同劳动产生了爱情。这类歌曲有莫克罗乌索夫的《索尔莫夫抒情曲》（多尔玛托夫斯基词）和《几时春来》（法梯扬诺夫词）、布朗介尔的《金色的小麦》（伊萨柯夫斯基词）、诺索夫的《拖拉机手谢辽沙》（法盖尔松词）、罗德庚的《山楂树》（比里宾柯词）等等。

完全用另一种方式——纯抒情的方式来出色地表现《卡秋莎》同样题材的，是诺索夫的《遥远的地方》（丘尔庚词）。

20世民50年代的大量抒情歌曲中出现了一个主人公。其实他早在30年代末就已经露面。塑造这个主人公的，主要归功于索洛维约夫—谢多伊。那是一个来自工人新村或农村的、普通的不显眼的小伙子（或姑娘）——朴素、温柔、真挚。那位主人公的感受总是用民间最流行的歌曲样式表达出来。用圆舞曲体裁的有莫克罗乌索夫的《索尔莫夫抒情曲》《几时春来》和《孤独的手风琴》（伊萨柯夫斯基词）、列宾的《假如手风琴会说话》（法梯扬诺夫词）和罗德庚的《山楂树》；用抒情歌谣样式的有杜纳耶夫斯基的《红莓花儿开》（伊萨柯夫斯基词）等。不少抒情歌曲还含有幽默和轻微的玩笑，如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小伙子赶车》（格列查罗夫词）等。

最后，50年代开始出现比过去越来越多的“纯”爱情歌曲：咏唱个人微秒的内心体验，歌唱男欢女爱，歌唱相聚的快乐和别离的哀愁……这类“纯”爱情歌曲自60年代往后，更有扶摇直上的趋势。

50年代的抒情歌曲中最光辉的作品无疑是索洛维约夫—谢多伊于1956年创作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马都索夫斯基词）了。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首表现自然景色、表现男女相悦的情歌，而实质上，是通过情歌的形式表达了对首都、对祖国的爱；是《祖国进行曲》这类歌曲的爱国主义主题在这里以新的面貌、以另一种方式出现。这首基于俄罗斯民歌音调上而又有创新的歌曲，貌似平凡却毫不简单化。清新的音乐语汇使歌曲形象具有个性，而且相当细腻，富有内蕴的诗情。《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自问世以来，半个世纪盛传不衰，足可与杜纳耶夫斯基的优秀作品平分秋色。这首歌曲拥有世界声誉，成为世界音乐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灿的明珠，是俄苏歌曲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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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国内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动，由此引发了生活领域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能不在苏联的音乐生活中、在作曲家的创作和群众的审美情趣中有所反映。我们把苏联最后30年的歌曲创作概况综合起来介绍。

这段时期也是创作力量更新和年轻化的时期。杜纳耶夫斯基、查哈罗夫和阿·阿列克桑德罗夫等歌曲大师相继谢世；当时相对年轻的作曲家如巴赫慕托娃、柯尔玛诺夫斯基、贝特罗夫、巴斯涅尔、弗里亚尔柯夫斯基、埃什拜等相继崭露头角；而中年一代作曲家，如莫尔恰诺夫、奥斯特罗夫斯基、菲尔茨曼、弗拉德庚等更趋于成熟；索洛维约夫—谢多伊、诺维柯夫、杜里柯夫和穆拉杰里等有经验的大师们的创作中出现了新的气象。继后，阿法纳西耶夫、塔利维尔吉耶夫、阿耶多尼茨基、克瑞拉托夫和沙英斯基的歌曲作品也引起了广泛注意。

政治歌曲，同已往几十年一样，自始至终在歌曲创作中占一定的比重，每逢国内或国外有什么重大事件，歌曲往往率先作出反应。例如1958年苏联提出“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规模宏大的建设运动，苏联先进工人和农庄庄员纷纷组织“共产主义突击队”开展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诺维柯夫的《共产主义突击队进行曲》（哈利托诺夫词）反映了当时苏联民众被鼓动起来的高涨的热情。不过这类歌曲同样缺乏生命力，一时红红火火，时过境迁，它也就寿终正寝了。

在“人”已成为生活的主人，成为自己命运主宰的今天，使作曲家和诗人感兴趣的是对生活进行个人思考和内心体验的“人”。人的个性、人的内心世界，人的精神需要受到了重视，在歌曲中得到了积极的并且是有力的表现。20世纪60年代初，柯尔玛诺夫斯基的一曲《我爱你，生活》（王申庚词）广受欢迎，表明现代人多么渴望在艺术中坦率和勇敢地思考生活中的问题。当今的民众不再满足于一些为抽象的口号谱曲的歌，而是寻求生动的词句、生动的音调、坦诚而知心的“心灵谈话”。

不过，一些优秀的苏联歌曲之所以值得推崇，还不仅仅由于表现了“自我”（这是任何国家的歌曲都能做到的），更主要的，是它通过个人来反映群体意识和高尚的思想。公民性的主题，哪怕是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题材也经常落实到一定生活状况中某些人的个人命运中去。著名的音乐学家阿·索霍尔对此作了这样的解释：“这是表明对我们生活中巨大的社会意识越来越深刻的热忱，表明既在生活中，也在艺术中对人的个性的关注这一理所当然的进程。甚至在不是面向大众而是面向每个具体的个人的同时，歌曲能够也应该不把个人与周围一切隔绝开来，而应该使它们结合在一起，使之感受到自我是强大整体的一小部分。”

以歌颂祖国、首都和家乡的歌曲为例，如当年《祖国进行曲》那样唱遍全国上下的进行式群众歌曲，自20世纪60年代后几乎已下降到最低值，而且只有合唱团体在音乐会和在广播中演唱。究其原因，显然是由于群众审美观念的变化和群众对歌曲多层次、多样化的审美需求。有的公民性歌曲，即使采取进行曲体裁，那强烈的主体意识的抒情因素也被提到了首位。贝特罗夫的《我漫步在莫斯科》（施巴里柯夫词）就是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它不是群众歌曲，却采用娱乐歌曲的样式，通过一个主人公来抒发人们共同的情感。这首歌与其说是歌唱首都，不如说是歌唱当代年轻人的生活道路和志向。巴斯涅尔的《从哪里认识祖国》（马都索夫斯基词）更是一首不可多得的歌唱祖国的杰作。什么是“祖国”？“祖国就是我们身边的同志，就是母亲教我们的歌，就是田野里微风吹拂的小白桦，就是春天飞来的椋鸟，就是远处的万家灯火，就是珍藏在柜子里的父亲的旧军帽，就是我们要誓死保卫的一切……”歌曲仿佛是单独地面对每一位听众，同他们倾心交谈；不是高声“颂赞”，而是亲切诚恳地表白着自己对祖国的一往情深，讲述一个大家都有同感的朴实无华的真理。祖国题材的佳作还有阿法纳西耶夫的《我望着你青色的湖》（沙菲朗词）。21世纪初征集俄罗斯联邦代国歌时，这首歌甚至还上了推举的曲目名单。而弗伦凯尔的《田野》（果夫词）则以感情的深沉真挚、扣人心弦而备受欢迎。

无论是身受过战争创伤的老一辈，或从未见过战争的新一代，都对维护和平表示了特别的关注。但是，如前所述，那些空洞口号式的歌曲已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了。于是，从60年代起涌现的一批和平歌曲，无论主题的体现、视点的角度都比以前更为深刻，人们开始进入人性的思考。穆拉杰里的《布痕伐尔德的警报》（索博列夫词）就以布痕伐尔德集中营死难者的名义向活着的人们敲响警钟；决不能让法西斯死灰复燃。柯尔玛诺夫斯基作的《当还有凶手活地球上》（叶甫图申柯词）就以战争牺牲者的口吻呼吁人们要警惕战争狂人。这两首歌曲的音乐森严、冷峻，迫使人们严肃地思考当今世界上发生的许多问题。以写青少年歌曲擅长的奥斯特罗夫斯基创作的《愿世界永远有太阳》，却以一个儿童的口吻唱出了“愿世界永远有太阳、有睛空、有妈妈、有我”。提醒人们对下一代的和平幸福负有责任。杜赫玛诺夫80年代的新作《屋顶上的白鹳》是一首情深意切、富于浪漫情趣的抒情歌曲，借用“屋顶上有白鹳，屋顶下就有幸福安宁”的民谚来表达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追求。5月9日是苏联的“胜利节”，按照惯例，5年一小庆，10年一大庆。每逢节庆总要举行歌曲创作比赛，而每次也总有不负众望的杰作诞生。杜赫玛诺夫1975年创作的《胜利节》（哈利托诺夫词）和巴赫慕托娃1985年创作的《向那伟大的年代致敬》是这类题材最出色的两首，它们后来成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庆典上必唱的曲目。

维护和平的主题后来在新的形势下又延伸、扩展和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结合在一起。例如巴赫慕托娃的《地球颂》、扎尔柯夫斯基的《人啊！请爱护地球！》、普季契庚的《地球相信人类》、沙英斯基的《面对这一切》等，都提出了“人类所居住的地球只有一个”，正告人们切莫用愚蠢的行动，毁灭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基地，否则即等于毁灭人类自已。巴赫慕托娃的《别洛韦日的丛林》（多布朗拉沃夫词）描绘的是别洛韦日的自然景象。别洛韦日地处白俄罗斯西部，一片原始森林，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定的“自然保护区”。歌曲透出了一种神秘的、凝重的、敬畏的情韵。他们的另一首歌曲《请求》则从一只小鸟被击伤的角度，呼吁人类要爱护生物和维护生态环境。

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苏联的科学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航天事业。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第一次在月球上着陆……这些成就就给世世代代局促于小小地球上的人们展示了宏观世界的图景。它引起多少美丽的憧憬，激发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几十年来，宇航歌曲不胜枚举：布朗介尔的《出远门之前》（德霍维琪内伊、斯洛博茨基词）把古代人乘马车，近代人乘火车，同宇航员进入太空串联起来，使歌曲具有纵深的历史观。巴赫慕托娃获国家奖的组歌《加加林星座》，声乐套曲《拥抱天空》（均系多布朗拉沃尔夫词），柯尔玛诺夫斯基的《宇航员们的会见》和菲尔茨曼的《朋友们，我相信》（沃伊诺维奇词）自然是围绕征服宇宙这一主题的。甚至摇篮曲《孩子睡了》（萨乌尔斯基曲、沙菲朗词）也表现了对宇航员的敬慕和向往。至于多伽的《我曾梦见雨潺潺》（拉查瑞夫词）和米古里亚的《家园的青草》（波贝瑞琪内伊词）则采取抒情曲的样式——宇航员在浩瀚的星海里梦见的却是家乡的细雨、白桦和草地……这类宇航歌曲所叙述的不是单纯地囿于宇宙飞行，而往往与对祖国家乡对亲人的怀念，甚至与地球上的和平生活联系在一起。

1952年开凿伏尔加—顿河运河，1954年号召去开发西伯利亚原始林区和冻土苔原，去考察北极，随后又是在伏尔加河上和安加拉河上兴建大型水电站，1974年起又开始在贝加尔湖至阿穆尔河之间铺设一条总长4300公里的干线铁路……这一系列规模宏大的建设工程也是苏联人民生活中的大事，大批青年志愿投入到这些伟大的工程中去。这一切都在歌曲创作中得到反映，著名的有巴赫慕托娃的歌曲《地质队员》（多布朗拉沃夫、格瑞本尼柯夫词）、影片《姑娘们》（马都索夫斯基词）的几首插曲和声乐套曲《大森林的繁星》（多布朗拉沃夫、格瑞本尼柯夫词）、贝特罗夫的《歌唱青蓝色的新城市》（库克林词），弗拉德庚《我要带你去到苔原》（普里亚茨柯夫斯基词）、菲尔茨曼的《贝阿干线铁路》（罗杰斯特文斯基词）和沙英斯基《铁路》等等。如果把这些歌曲与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同类歌曲试作一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以前的歌曲，如杜纳耶夫斯基1940年创作的《热情者进行曲》着眼于对劳动本身的颂扬和对劳动成就的赞美，而后来的歌曲则着眼于表现对探索创造的热情以及对艰难历程、对克服一切障碍的深思。换句话说，是揭示劳动者本人的精神面貌和内心世界。

20世纪60年代集中出现了一批叙事歌曲，有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士兵叙事歌》（普里亚茨柯夫斯基词），诺维柯夫的《俄罗斯少年叙事歌》（奥沙宁词），弗伦凯尔的《吉他和小号叙事歌》（列维丹斯基词）在这方面有突出成就的是中年作曲家菲尔茨曼，他早年主要从事轻音乐，60年代以后开始转向严肃题材。他写的《旗帜叙事歌》《永远不朽的歌》和《色调叙事歌》（罗杰斯特文斯基词）等都受到人们的欢迎。上述这类叙事歌曲的内容大多是对革命年代和战争年代的回顾和纪念。在此之前，叙事歌曲虽少并非完全没有。比如30年代布朗介尔的《游击队员热列兹涅克》、别雷的《小雄鹰》、波克拉斯的《告别》等。不同的是，30年代的叙事歌曲仍富于旋律性，而后来的叙事歌曲则更近似于独白和吟诵，仿佛是歌剧中的宣叙调。

用歌曲对年轻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维护和平的教育以及革命传统和革命理想的教育，是当年苏联歌曲创作最可贵的传统。来接替父辈们的年轻一代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道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以什么为榜样，遵循什么样的道德观念……这一系列有关几代人的更迭、联系、继承和延续，始终是当时的苏联作曲家和诗人最为关注的课题。前面提到的一些叙事歌曲也属于这一方面。奥斯特罗夫斯基的《红石竹花》（奥沙宁词）把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的革命之花同1917年的十月革命联结在一起，唱出了“父辈之花，交织着鲜血和烈火、死亡和爱情；如今它伴随我们前进，走向艰难的历程。”歌曲采用传统的群众歌曲形式。巴斯涅尔的代表作《在无名高地上》（马都索夫斯基词）叙述卫国战争期间在无名高地上的一次战斗，18个战士最后只剩下3人。弗拉德庚的《在克留柯沃村》（奥斯特罗沃伊词）叙述莫斯科保卫战中的一个小插曲；一个排最后只剩下7个战士。歌曲既不隐瞒也不夸张地袒露了战争中无可估量的困难和损失；音调森严，既有豪气，也有内心的痛苦。而里亚多娃的《昔日进行曲》（弗拉吉莫夫词）和阿耶多尼茨基的《青春时代的管乐队》（罗曼诺夫斯基词）却用轻快明朗的音调，借助于对昔日音乐的回忆来联结过去和现在。1969年的一首获奖的旅游歌曲《游击队的宿营地》（卡茨曲、库克索词），题材处理别出心裁；它不写游山玩水，不写景色风光，而是循着当年游击队的行军路线，缅怀父兄们的战斗业绩。尤其值得介绍的是弗伦凯尔获国家奖的代表作《鹤群》（由达格斯坦著名诗人甘姆查托夫作词）。歌曲从空中飞过的鹤群，联想到战士的队列，而队列中有个“小小的空档”想必是战友们“为我保留的位置”，深深寄托了对阵亡将士的怀念之情，抒发了“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的哲理。

自20世纪60年代起，爱情歌曲的数量逐年递增，内容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在20年代，个人爱情的主题是回避的。当时的歌曲几乎都是歌唱革命事件、行军和战斗、阶级斗争和生产建设的。那个时代的人生观和革命哲学，主要是个人服从集体，“小我”融于“大我”，从历史角度来看，当时的歌曲强化表现集体意志是无可厚非的；只是从审美的角度来思考，如果强化到完全排他的程度，也未免失之偏颇。30年代的作曲家们作了一些尝试，将爱情题材纳入了公民性内容（如《卡秋莎》、《告别》等），并且在表达情绪时采用群众歌曲中常见的开朗、豪迈、欢快。即使写离别，也没有愁绪——歌曲作者宁愿代之以豪壮感、责任感以及对重逢的信心和希望。卫国战争一开始，爱情歌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由于战争造成亲人的离散和死亡，心灵是沉重的，个人的爱情不能不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休戚相关。这一时期的歌曲带有沉思和伤感的音调，如《窑洞里》、《当歌唱的时候》和《萍水相逢》等，已经开始突破已往的框架，从“小我”的角度来反映“大我”了。战后至50年代末的爱情歌曲的主人公多半是带着手风琴或吉它的纯真朴实的小青年；音乐语言明快开朗，往往一览无余。自60年代开始，由于扩大了对外交流，苏联人的精神生活格外丰富多样，视野也更开阔和深刻。后来的许多爱情歌曲在揭示人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的丰富性格等方面作了深层次的、多侧面的开掘和探索。一些“纯”爱情歌曲的主人公不再是具体的某个人，而是抒发各个阶层的人都会引起共鸣的感情和情绪、个人的内心体验和感受，甚至相思之苦、失恋的悲痛和哀怨、相见恨晚的悱恻等等，都有歌曲反映。试看巴赫慕托娃的《我决不改弦更张》和《我们彼此相依》（均系多布朗拉沃夫词），歌曲主人公复杂的情感经历，明显带着现代都市人的气息，远不是《卡秋莎》《红莓花儿开》《山楂树》所表现的那么清纯明朗了。

这一时期，苏联歌曲的题材范围也大大扩展了。写人，写人的丰富的多元性，凡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琐事和生活情趣，几乎无所不可入歌。例如，巴赫慕托娃的《旋律》（多布朗拉沃夫词）唱的是“为善感的心灵再带来爱的旋律”；伽甫利林的《雨天寻欢》（舒尔吉娜词）写一群年轻人，雨天不能出门，在屋里撒欢；帕乌尔斯的《百万玫瑰花》（沃兹涅先斯基词）讲述一个凄美浪漫的故事：一位画家迷恋上一位女演员，他卖掉了自己的住宅和画，换了百万玫瑰送给女演员。一夜情之后，两人天各一方，但是女演员的一生中“玫瑰伴着歌声飘洒”，而画家的一生中“曾有过百万玫瑰花”。帕乌尔斯的另一首《大师》写一位音乐院学生对她老师的崇拜，若干年后，当她成为名家，登台演奏时，她的老师就坐在观众席——当年她坐的座位上，“那脚灯仍把我们隔开，但我们之间有所相通——就是对音乐的神圣的爱！”萨乌尔斯基的《两场白雪》（查瓦尔纽克词）说的是“同一天里听到两首歌曲；一首相聚，一首离别；遇上两股大风：一股顺风，一股逆风；逢到两场白雪：一是初雪，一是末雪”；马茹柯夫的《我宁可放走山雀》（沙菲朗词）起兴于民谚“山雀易找，仙鹤难求”，世俗的人们常说：“宁要山雀，不求仙鹤”，但“我宁可放走山雀，要捕捉仙鹤”；巴赫慕托娃的《岁月悄悄流过》（柯斯丘林词）回忆童年时养的一条小狗，“小狗虽然不是人哪，它为朋友能豁出性命”。——以上那些歌曲很难归入哪一类。各种歌曲姹紫嫣红，令人眼花缭乱。这种现象是50年代以前所不曾有过的。至于近年来“回忆童年”、“回归自然”歌曲之多，大概也可以说属于“世界性的泛滥”了。

自60年代起，苏联扩大了对外文化交流，外来的音乐文化（包括现代流行音乐）也影响着苏联歌曲的面貌。人们对歌曲的要求也趋于多样化，立体化。现在的苏联歌曲在创作手法和表现手段上，无论色彩、旋律、节奏、和声语言，甚至伴奏配器，都从西方现代音乐借鉴和汲取了许多东西，出现了某些前所未有的新的特点。在歌曲体裁样式上，群众歌曲、艺术歌曲、民歌风的歌曲和娱乐歌曲（包括流行歌曲）之间的传统界限正在消失。70~80年代有好多歌曲，现在很难用“群众歌曲”这一称谓来“一言以蔽之”了。

在当代群星璀灿的作曲家中间，目前成就最突出的当推巴赫慕托娃。她从音乐学院附小、附中、大学，最后以研究生毕业，是位地道的“学院派”，但她并不墨守成规，她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作曲家。她的作品既继承了群众歌曲和民间歌曲的传统，又勇于借鉴外来的现代音乐的创作技巧和表现手段，不拘一格，融会贯通。她是继杜纳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谢多伊之后，俄罗斯当代最杰出的歌曲大师，她创作的400多首歌曲，内容遍及各个层面。凡与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事件，在她的作品中都有所反映。她的歌曲是半部苏联社会生活的编年史。难怪几年前俄罗斯为她举行的创作生涯纪念音乐会，标题就叫做：“巴赫慕托娃的歌曲——我们的命运”。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够得上国家级水平的作曲家大多来自文化传统悠久的共和国，例如俄罗斯和乌克兰；而70~80年代，其它加盟共和国的作曲家也纷纷跻身于第一流的行列。例如荣膺最高荣誉称号“苏联人民艺术家”的轻音乐大师莱蒙·帕乌尔斯是拉脱维亚作曲家，俄罗斯联邦功勋艺术活动家米·塔利维尔吉耶夫是格鲁吉亚作曲家，还有，欧·多伽是摩尔达维亚人民艺术家，伊·鲁切诺克是白俄罗斯人民艺术家——这一切反映了苏联各民族音乐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

除此以外，70~80年代还涌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流行音乐的年轻人（苏联自60年代初发展流行音乐），其中有上面提到过的几位专业作曲家，崭露头角的还有：米古里亚、马茹柯夫、马尔蒂诺夫、尼柯莱耶夫、莫罗佐夫等，更多的是一些业余流行乐团的领导人和歌手。对于他们的创作，舆论界一直毁誉不一，有时意见相当激励、尖锐。但他们的歌曲依旧在群众中间流行，成为斑斓多姿的苏联歌曲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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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国家剧变，苏联政局发生剧烈的震荡：震荡的最终结果是：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正式宣布辞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告解体。当日19时38分，在克里姆林宫顶上飘扬了69年的“镰与锤”国旗徐徐下降，全世界为之震惊。

在俄罗斯国内，继之而来的社会动荡，经济崩溃……

普京总统在2005年4月25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称“苏联解体是20世纪地缘政治最大的灾难，对俄罗斯人民来说这是一个悲剧，我们数以千万计的同胞流落到俄罗斯土地之外……。”

对这场“最大的灾难”，当时的苏联人有什么样的感受？巴赫慕托娃在苏联解体半年后写了一首歌曲《我要留下》（多布朗托沃夫词），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我们不知自己算什么，竟在自己的国家失去了身份”，激愤痛心之情溢于言表；“听得外国的寺院钟声响，我们又在改变我们自己，在我祖国破碎的土地上，让我们聚在一起放声哭泣。”真是欲哭无泪。巴赫慕托娃夫妇在10年后写的一首歌，歌名就叫《我苦难的祖国》。要知道，即使在德国法西斯侵吞苏联大片土地，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在战争中死亡，也没有任何一首苏联歌曲使用过“苦难的祖国”、“在我祖国破碎的土地上”这样的字眼。

巴赫慕托娃夫妇向以善写朝气蓬勃、鼓舞人心的青春歌曲而著称于世，而在苏联解体以后，他们的许多作品再也没有往日的那种豪迈明朗的色调了。他们的心情和感受，由此可想见一斑。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音乐状况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先由国家财力支撑着的音乐出版业，现在失去了经济后盾。最初10年，音乐书刊、乐谱、唱片都无力出版。再加上流行着“全盘否定”的思潮，当时在广播、电视中，在音乐会上，几乎听不到苏维埃时代的歌曲。除了俄罗斯民歌，除了20世纪初的一些旧俄浪漫曲（当初曾因伤感、颓废的小资情调遭到封杀），充斥市场的就只是大量乘虚而入的欧美流行音乐了。俄罗斯音乐家们在突如其来的动荡时代面前无所适从。昔日辉煌显赫的俄罗斯歌曲跌落到最低谷。

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许多国家的首脑要聚集在莫斯科参加5月9日的“胜利节”庆典。为迎合这一盛大的节日，俄罗斯出版了一批卫国战争歌曲集和唱片集。广播、电视和音乐会也开始演出那时的歌曲。曾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中、老年人再次听到这些歌曲不禁涕泪滂沱，而年轻人也开始注意到：原来他们的父兄时代还有那么多动听感人的歌曲，于是他们开始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演绎那些老歌。

过了10年，俄罗斯目前的音乐现状已大为改观。书店里、商场里，音乐书刊和唱片琳琅满目，既有当代的新作，也有大量过去的作品。提到以前的“苏联歌曲”，听到最多的是一句既含感情又很理性的话：“这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很少再有人“否定一切”，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泼掉了。

今天的俄罗斯，同样受着商品大潮的冲击，同样受着快餐文化、流行音乐的冲击。俄罗斯音乐家们在这大潮中能否始终保持着清醒，坚守俄罗斯歌曲独有的品格，传承其与人民共命运的优良传统，再造俄罗斯歌曲的辉煌呢？我们殷切地期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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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了，但是苏联歌曲还在。有些人，由于苏联的解体而把苏联歌曲视为“陈旧的”、“过时的”，口口声声什么“怀旧音乐会”、“怀旧金曲”；也有的人，把苏联歌曲和苏联政权等同起来——如果不说是偏见和无知的话，至少也是天大的误解。

俄苏歌曲，是那些与民众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民艺术家们创造出来的，他们理解人民，或者说，他们就是人民的一份子。俄苏歌曲之所以至今生命不衰，是因为它植根于人民大众的沃土之中，它反映了人们共有的思想感情和生命体验，唱出了人们的心声。它是人生旅途中的忠实的朋友。我们不妨听听苏联作曲家们的创作心得。

索洛维约夫—谢多伊：“人民是丰富多彩的旋律取之不尽的源泉和宝库，我们从中汲取题材、灵感、力量和独特的视角，我们据此来检验所写的东西——是必然要这样写的吗？是应当写成这样的吗？正是为了创作出不负人民的、让人民易懂易感的作品，经常与人们接触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这样的接触缺少或仅仅是接触一点皮毛，那么，就不可能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他还说：“我始终认为：歌曲复杂或是简单，是并不重要的，终究不是因为这点才受人喜爱。只有当人们在歌曲里寻找自己生活的旅伴、自己思想和情绪的旅伴，这样的歌就会受人欢迎。”

奥斯特罗夫斯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人们唱好的歌曲。每一个人——作曲家也好，作词家也好，演唱者也好，都应当意识到并感觉到自己的责任，是让听者知道并热爱歌曲，让大家在歌曲的洪流中识别好歌和坏歌”。

巴赫慕托娃：“歌曲比音乐艺术任何其他样式影响更广。它影响人们，甚至那些对音乐并不内行的人。因此，从事歌曲领域的艺术家们的责任非常重大。歌曲应该具有博大的思想、道义和理想，应该培养教育人们。这里指的不仅仅是公民的爱国主义性质的歌曲，同时也指贯穿着纯真情感的爱情歌曲。”

苏联歌曲过时了吗？苏联歌曲已成“文物”了吗？它在今天还有没有现实意义？借用作家俞天白先生的一段话：“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因为它具有穿透了历史，缩短了地域距离，融合了民族隔阂的普遍性价值。其特点，不仅仅是精致、周密、高雅与超越时空的魅力，最可贵的，它是质朴的、大众的、简洁的、亲和的。”

我在1994年的《音乐爱好者》5月号上发表过一篇文章《理想的光辉永不熄灭》，我把该文的最后一段略加修改，录于下，作为本文的结束：

俄苏歌曲，它赞美创造性的劳动，把普通劳动者作为歌曲的主人公，讴歌他们的业绩、生活和爱情；

俄苏歌曲，它体现了对远大理想的追求，对崇高事业的奉献精神，对公民责任感的认定，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

俄苏歌曲，它以最真挚纯朴的诗意语言和音乐语汇来抒发对情爱和幸福感的体验，对人性真善美的弘扬；

俄苏歌曲，它所有作品中都跃动着积极的人生态度、喷薄出一股使人奋发向上的青春力量；

俄苏歌曲的这些品格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歌曲中所没有的，至少是没有如此鲜明突出。苏联这个国家解体与否，都不能影响这些歌曲的魅力，它作为人民的创作而永远存在，它反映了人类对至善至美理想的追求。

   今天，我们在唱俄苏歌曲，不仅是因为它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和厚重的文化品位，也不仅是对过往时代的追忆，更多的是对未来新世纪的信念，是对我们曾经拥有而如今正在失落的许多弥足珍贵的东西的呼唤，因为我们相信：这世界上只要有人类存在一天，那些激励我们去追求崇高理想、追求美好生活的歌曲将永远和我们同行！

2007年9月10日   

  本文为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俄苏名歌经典（1917-1991） 》（薛范编）一书的序言。

文  题：俄苏歌曲七十四年风雨历程

作  者；薛  范

       中国作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翻译协会会员

       中俄友好协会全国理事

       俄罗斯联邦“友谊勋章”和“尼·奥斯特罗夫斯基金质奖章”获得者

       “中俄友谊奖章”获得者

邮  箱：xuefanxuefa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