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音乐的痴情
薛 范
不妨让我们来想像一下翻译家们的工作：左首一本原文书，右首一部大辞典，正中一大摞稿笺，塞满烟蒂的烟灰缸是一缕袅袅的青烟。翻译家在书桌后面正襟危坐，一会儿作冥思苦想状，一会儿又低头挥笔疾书……
我也从事翻译工作。我的专业是音乐翻译——把外国歌曲译成中文。但如果也以上述的想像来描述我的工作，那可“谬之千里”了。每拿起一首歌（它或是在乐谱上，或是在录音带中），先让它烂熟于心，随后只要有一张纸片，到处都可以进行工作，而很少长时间枯坐在书桌旁的。甚至行车在路上，脑海里也尽是乐句和词句在打转折腾；走了神，忘了路，那已是不足为奇的。有时，半途偶得佳句，猛然来个紧急刹车，以至于尾随在后的自行车猝不及防，撞了上来，我因此招来一声骂，也不止一回了。
一首歌曲的诞生，大都先有歌词，而后由作曲家谱曲，就好比按照脚的尺寸去做鞋；可外国歌曲的翻译则恰好来个颠倒，是先有了“鞋”而后去找合穿的“脚”——先有“曲”而后填入译文（我们的术语称作“译配”）——却又万万不可“削足适履”。套用闻一多先生的话，是“戴着锁链跳舞”。这个“锁链”就是原曲的旋律和节奏。歌曲翻译家的功力就看他“戴着锁链跳舞”是否不着痕迹，是否依然“顾盼自如”。
我醉心于我的事业，那里有我向往的世界，有我的精神依托。我酷爱音乐，它从我少年时代起一直伴随着我的生活道路和我的感情历程。
人们常有“开窍”之说，那么，要说我在音乐上的真正“开窍”，则是在我15岁——也就是新中国诞生以后。第一次震撼我的心灵，第一次使我体验到音乐的力量，是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特别是最后的终曲合唱：《怒吼吧，黄河！》
50年代初，我正念高中，着了魔似地迷上了唱歌。下课铃一响，三五个有同样爱好的莘莘学子就聚在我的课桌边拿着《广播歌选》齐声高唱——唱解放歌曲，唱陕北民歌，唱苏联歌曲。但当同学们眉飞色舞谈起参加了什么歌咏活动，听了什么音乐会，我就只有叹羡的份儿了。因为我自幼双腿残疾，又没有条件用轮椅代步，也就和音乐会隔了缘分。
有一回，一位同学忽然建议说，轮流背着我去文化广场（当时还是个露天广场）听“星海之夜音乐会”，大家异口同声说：“好！”
上半场是聂耳、冼星海的各类歌曲，下半场以整部《黄河大合唱》压轴。生活圈子大都囿于“两点一线”的我，生平第一次见到那气势恢弘的大场面：约有五六百人的合唱队从台上一直延伸向两翼临时搭建的侧台！上百人的交响乐队一直排坐到台口！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从黄河船夫喊出第一声号子起，我的整个身心就被紧紧抓住了。随着这部合唱曲一步步推向高潮，我几乎忘却了自己周围的存在。唱到最后乐章，当五六百人的合唱团以最强音反复6遍唱出了气吞山河的终句：“向着全中国被压迫人民，向着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发出你战斗的警号！”我只觉得周身的热血一齐往上涌……
有位学者说：“不把自身的内外经历注入到某部艺术作品欣赏中去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其实，就年龄来说，抗战胜利时我才11岁；就生活经历来说，既没有亲受过敌占区里的悲惨遭遇，也从未参加过青纱帐里的浴血战斗。显然，激动着我的并不是《怒吼吧，黄河》所展示的那个具体的时代，而是那个激越高亢的号角性的音调——因为它在呼唤东方巨人的觉醒，因为它和50年代初我所感受到的那种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血脉相通。
不光是由于社会环境，也许，这又和我的个性有关。我和同时代的许多涉世未深、血气方刚的男孩子一样，特别是因为我残疾，就比健全的同窗们更多些英雄浪漫主义的幻想。我崇拜岳飞和文天祥、崇拜牛虻、崇拜在昆明演讲的闻一多、崇拜莱比锡法庭上的季米特洛夫……现在的年轻人把我们这一代戏称为“理想主义者”。的确，我们当时的理想、追求乃至爱好，都和现在某些“现实主义者”有所不同。我们向往为国家、为人民投入建立功业的洪流！
我喜欢朝气蓬勃的进行曲，我喜欢气魄宏伟的合唱，我喜欢沸腾的生活，我喜欢虹口公园的大草坪而不喜欢桂林公园的亭台楼阁……我译配的第一首苏联歌曲便是有进行曲风的《和平战士之歌》；当时的上海广播乐团要求我为他们译配的第一首混声合唱曲便是杜纳耶夫斯基的《春天进行曲》；我出版的第一本苏联歌曲集中的压轴曲目便是杜纳耶夫斯基的《热情者进行曲》。
“理想主义者”的我，也非常喜爱柴柯夫斯基的《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在50年代，有很长一段时期，我几乎每天早上起床，先打开唱机，用最大的音量放送这首充满进取精神的乐曲。在钢琴强劲有力的和弦的托举下，乐队高奏出宽广壮丽的主题时，我顿时感到精神为之一振，心胸豁然开朗，眼前仿佛展现一条铺满阳光的大道。——于是这一天我就觉得情绪饱满，学习和工作格外顺心。我琅琅背诵着马雅柯夫斯基的诗句：“生活——好！工作——好！我们不会变老！”
50年代是我们共和国的黄金时代，也是我事业上的黄金时代。我半数以上的翻译歌曲都是在那个时代发表和出版的。
1957年7月，我在译配《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时足足化了两天的功夫，好几处译文始终不尽人意。那天晚上，我去“小剧场”观摩歌剧演出。散场后，我摇着手摇车走在淮海西路上。当时刚下过一阵细雨，地上还是湿漉漉的，路边的法国梧桐还往下滴着水珠。蓦然，不知从哪幢楼里传来了悦耳的钢琴声，我不由得停住了车，凝神谛听，哦，是肖邦的《降E大调夜曲（作品9之2），我少年时也曾练习过的。不知怎的，我竟想像那位弹奏者一定是位妙龄少女，大概第二天要向钢琴教师还课，不得不在夜深还一遍遍苦练。琴艺并不见佳，但在那个静静的夏夜，路灯撒开淡淡的光晕，梧桐叶簌簌细语，夜空里弥漫着潮湿的异样的气息——悠悠扬扬飘忽的琴声，自有一种神秘的、甜蜜的意蕴。我就坐在手摇车上出神地聆听着那位少女和肖邦的对答，任自己的思绪在飘渺的幻境里遨游……直到琴声终于沉寂才怅然若失地离开，到家已是午夜一点了，依旧毫无睡意。拿起摊在桌上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未完成稿，忽然灵感如涌，只一个小时就把歌曲译成誊清。
现在想来，年轻时的罗曼谛克未免可笑。但再想重温这样的罗曼谛克，已求之不可得了。肖邦的钢琴曲，令我醉心的着实不少，但独有这一首《夜曲》，竟在我记忆中留下永不泯灭的印象。
在十年浩劫期间，有时侯我就早早熄了灯躺下，让窗外的月光照进小搁楼，撒满床上。白昼甚嚣尘上的“语录歌”和“样板戏”这时也被我斗胆地摒除在外，内心独保留一块无可侵犯的净土。于是我又驾起梦的翅膀，去追寻那个静谧的夏夜、滴答的梧桐雨、那首迷人的肖邦夜曲、那个在我想像中的迷人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生活不可能永远只一种色调，在音乐的调色板上自然也不例外，尤其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
在我译配的1200多首外国歌曲中，近年来最牵动我心肠的莫过于一首欧美的流行歌曲《没人要的孩子》：孤儿院里一群孩子在做游戏，一个双目失明的男孩孤零零地坐在一旁。其余的孩子一个个地被人领去收养。独剩下他因为他双目失明，谁也不要。“我伤心哭泣的时候，身边没有好妈妈。尝够了辛酸孤独，这样活着还为啥？我听说到那天国就不再眼睛瞎，同别的孩子一样，我会有自己的家。”“谁也不要我，谁也不要我，我野生野长，象野花一朵，没有爸爸的抚爱，没有妈妈的吻，我是个孤儿，谁也不要我。”
这首歌，我是1984年专为大学生歌手刘蕾录音带而译配的，当时还对她提出了演唱的具体要求，而她也确实不负我的嘱望，唱得凄婉感人。凡听过她唱的，无不为之动情。这首录音，我听过何止百遍；每次听到“谁也不要我，谁也不要我”时，总感到一阵无可名状的悲哀。似乎唱的不是那个无人领养的盲童，而是在唱我的身世——尽管我不是盲童，也不是孤儿。我至今也说不明白，为什么盲童的哭诉竟会在我内心深处引起情感的谐振，渲泄出我想说却始终没有说的隐秘的心声：
“谁也不要我！谁也不要我！”
这使我想起1958年第一次听到瞎子阿炳生前演奏的《二泉映月》——它竟然完全不是“顾名思义”的风光描绘。阿炳独特的运弓技巧，他那把二胡独特的音色，奏出的竟是一种苍凉的悲音，沉痛地诉说着坎坷的人生，诉说着盲人所受的屈辱和痛苦，诉说着一个羸疾者孤寂的心情……凝听着《二泉映月》，眼前仿佛浮现一位失明的老人拄着竹棍在月夜里踽踽独行，他仿佛在寻觅一种永远也无法得到的安宁，仿佛也在向苍天悲喊：“谁也不要我！谁也不要我！”
“害怕和同伴分离是动物和人类共有的恐惧；有时甚至超过对死亡的恐惧。”——有位哲人这样说。这是一种镂心刻骨的、无可排解的孤独感，也许只有借助音乐才能感应到它细微的颤栗？
柴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悲怆》）也注满了深深的孤独感——梦想的失落，希望的幻灭。每一回听到，同样有一种莫名的惆怅和压抑的悲哀在我心头弥漫开来。
世界上爱好音乐却没有受过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影响的人，恐怕是不会有的吧？而每个人又以各自切身的体验去理解它和拥抱它。比如说我，50年代“少年得志”的豪气早已悄然隐去，自60年代起，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跌倒爬起……
我还有余力去和“命运”搏斗吗？但我还是愿意以贝多芬的精神去走完我生命的最后里程。我常常默念着我最喜爱的一首诗——波兰的密茨凯维支的《航海者》，它仿佛座右铭，从我青年时代起一直伴随我到今天：
……
不，我愿同风暴比一比力量，
把最后的瞬息交付战斗；
我不愿挣扎着踏上沉寂的海岸，
悲哀地计数着身上的伤口
……
有的作品使我动情，使我“独沧然而涕下”，那是因为它和我的生活体验和感受有类同之处，它好象是最理解我、最体贴我的一位知心朋友，和我有着共同的语言。另一些作品和我的身世似乎并无关联，却也每每使我激动亢奋，那是因为它能弥补现实生活的缺憾，激励我活下去和工作下去的勇气和信心，它是心理平衡和精神依托的需要——正如我用双拐走路，每一步都必须找到一个保持身体平衡的重心。艰巨的生活也需要有精神上的支撑。
尽管世界拥有丰富多彩的色调，尽管在我译配的1200多首世界各国的歌曲中，大至歌剧选曲和古典艺术歌曲，小至民谣小调甚至现代摇滚歌曲，我宁可偏爱象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这样的音乐。因此当我1985年听到美国45位流行歌星联袂高唱《天下一家》时，经受了一次不小的振动：当今国外的流行歌曲也正在走出卿卿我我的小圈子，开始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题材。于是我很快把这首摇滚歌曲译配出来，交给上海十位青年歌手去演唱并录制音带。
“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要人人生活得更美好，从现在做起。拯救人类生命，就只能靠自己，那光辉的明天，靠我和你。”“当你贫困潦倒，眼看陷入绝地，你可要坚信不疑，不灰心丧气……”
唱《欢乐颂》，唱《天下一家》，心中会油然升起一种神圣庄严的感情。它给了我高远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让人间充满了爱。个人的苦恼和不幸在它的“羽翼”下显得何等渺小。它唤起我积极乐观的生活意念，开导我有崇高的追求。它还教会我懂得：人活着不光是为了钱，还有比“赚大钱”更重要的东西——对人类的今天和明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原载《文汇月刊》1988年第12期）
|
